朱家溍先生生于1914年，生前是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員、九三學社文教委員會委員、著名文物專家和清史專家，是我國第一批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作為文物鑒定專家，他珍愛文物，最懂得文物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因此遵照父母遺囑與兄弟一起將家藏全部文物陸續(xù)捐獻給了國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公認捐獻文物數(shù)量最多、質(zhì)量最好者。

我的恩師朱家溍先生離開我們已整整十一個年頭了，在我的心目中，他老人家的形象時刻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并由衷地泛起敬佩和思念之情。

我是1975年8月由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分配到故宮的。專業(yè)是保管和研究中國古代家具。當時的老院長吳仲超及各級部門領(lǐng)導對我的期望也都很高，希望我在五年內(nèi)把院藏明清家具的四大名作分出來。

為了盡快熟悉業(yè)務，我首先翻閱了故宮博物院歷年出版的《周刊》、《院刊》，還有《文物參考資料》等刊物，從中看到不少朱家溍先生的文章，受到很大啟發(fā)。后經(jīng)多方打聽，專門拜訪了先生。此后，我便時常登門求教，他都誠懇耐心，有問必答，有時還根據(jù)情況深入指導。

“形容詞、語氣詞盡量不用”

有一次見面，好像是1985年，朱老就風趣地說，“你是全國唯一專職保管、研究古代家具的人。其他人有專職保管而沒有研究，有研究的又都是業(yè)余的。”他又說自己沒有專門研究過古代家具，自己的經(jīng)驗都是和祖上留下的大批家具朝夕相處感悟出來。朱先生的一席話，深深地啟發(fā)了我，這明明是在告訴我，要多動腦子，去感悟。故宮收藏的古代家具成千上萬，只要多看、多比、多留心，再結(jié)合文獻資料，不怕學不出來。

1984年，我的第一篇處女作文章《黑漆描金靠背》請朱老批改，本來1500多字，被砍成800余字。他還把自己早年摘抄的資料補充進去，為我的文章增色不少。并對我說，“寫文章要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要摻雜雜質(zhì)。你這篇文章就水分多，雜質(zhì)多，我都給你擠出去了?；厝ズ煤每纯矗院缶驼者@個路子寫。凡是形容詞、語氣詞盡量不用。”

這個教誨我一直牢記在心，對我以后的寫作起到很大的指導作用。

有一次，我要到朱老辦公室辦點事，同科室的同志說你順便向朱老請教一個名詞，在清代檔案中記載千叟宴的宴桌上有個“銀折孟”，是什么東西?我和朱老說了，朱老當時也蒙住了。他坐在椅子上，閉目思索，連抽了兩袋煙，忽然一拍大腿：我終于想起來了，那不念“銀折孟”，那念“銀折盂”，清宮檔案大多由秉筆太監(jiān)用毛筆書寫，“盂”字寫快了很容易變成“孟”字。“折”讀平聲，即把吃剩的菜及魚骨等都倒在這個器皿中。朱老的見解解決了檔案中多年未解決的難題。

還有一次，工藝組玉器庫三核時，賬上有三件“漢玉東升”不知是什么東西。請教朱老，朱老當即說“漢玉東升”是玉雕的兔子，讓他們看看是否能找到玉雕的兔子。我當即給玉器庫同志掛了電話，他們說對了，正好有三個玉兔子。

以商量的口氣考驗我

2000年，故宮博物院安排我配合朱先生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選集明清家具》卷，選文物、定目錄、提文物照相、寫文稿，并反復修改，歷時兩年。

在與先生合作的日子里，自然少不了時常討教，有時先生也以商量的口氣來考驗我。有一次，先生問我明清時期硬木家具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流行，我針對社會上常有人說黃花梨家具、紫檀家具、紅木家具是明代中期、早期、甚至說是元朝等說法，提出幾點疑問。我認為，明清時期硬木家具是從明代后期的隆慶、萬歷以后才開始的。佐證有兩條：一是明代萬歷年以前的史書中迄今未發(fā)現(xiàn)硬木和硬木家具記載；二是《天水冰山錄》里記載了明代嘉靖晚期抄沒嚴嵩家產(chǎn)的賬單，家具一項記錄有8871件，除了素漆花梨木床40張和烏木筯6896雙之外，別無硬木家具的記載。從其價錢看，并非貴重之物。而螺鈿雕漆彩漆家具倒不在少數(shù)。嚴嵩身為內(nèi)閣首輔，家里都沒有紫檀、黃花梨、鐵梨、烏木、雞翅木等制作的家具，那么民間就更不用提了。硬木家具沒有，柴木家具肯定是有的。只是檔次較低，不進史籍而已。而柴木家具是無法保留到現(xiàn)在的。這就給高檔硬木家具劃出一個明確的時段：不能絕對地說，但可以基本地說，明代隆慶、萬歷以前沒有高檔硬木家具，明代皇家檔案所記均為各式漆家具。

朱老說，你有兩條，我也有兩條，但咱倆加起來是三條。你的第一條我沒想到，嚴嵩賬單咱倆重復，我的另一條是明代學者作的私人筆記，直接指明萬歷前沒有硬木家具。據(jù)晚明范濂《云間據(jù)目抄》一書記載：“細木家具如書桌、禪椅之類，予少時曾不一見，民間只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細木數(shù)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而徽之小木匠，爭列于郡治中，即嫁妝雜器具屬之矣。紈绔豪奢，又以櫸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息，以木板裝鋪，庭蓄盆魚雜卉，內(nèi)則細桌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皂快所讀何書也。”

這條史料足以說明，嘉靖年間還沒有硬木家具，隆慶朝只有六年，至萬歷年間風尚為之一變，硬木家具開始出現(xiàn)在市場上，富有者爭相購買。發(fā)生這種變化的原因，除經(jīng)濟發(fā)展的因素外，隆慶年間開放海禁后，使南洋及印度洋的各種優(yōu)質(zhì)木材大批進入中國市場也是一個原因。

先生對我的回答非常滿意，他說，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既然你也有這樣的看法，我看可以下定論了。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選集明清家具》卷的前言中，先生特別用一個自然段說明了這個問題。

沒有行拜師禮的學生

通過編書，使我對古代家具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感激朱先生多年來的教誨，由此萌生一個念頭，決心拜先生為師。

2002年初，我正式向朱先生提出了這個請求。先生一笑，說不用請求了，事實上我早已承認你這個學生了，你用你的為人和你的成績表明了你的請求，我先后給你寫了兩副對聯(lián)、一首詩和一個“大德曰生”的匾，后面的題款你沒注意看。“贈德生賢契”是什么意思？“賢契”就是徒弟，弟子呀。我提出要舉行拜師禮，先生說：那只是個形式，拜了師學不出來的不是也很多嗎。

說到此，我要向大家表白，我是一個沒有向朱老行拜師禮，而朱老本人承認，朱老的家人都承認的朱老的學生。

朱先生離我們而去了，但我時刻不忘先生的教誨，沒有先生的指點，就沒有我今天的成績。（胡德生 作者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