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個長期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和科技管理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在改革開放4年后光榮地走上了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的領導崗位，這是黨長期教育培養(yǎng)的結果，是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一個具體體現(xiàn)。我想談一談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到省政府工作后的一些思想變化和感想。

（一）

我是1983年1月開始到貴州省政府工作的，當時我64歲。1982年年底，我作為貴州科學院院長到日本講學和參觀1個月，剛一回來，貴州科學院就接到中共貴州省委的通知，要我到省委去談一談。過完元旦節(jié)，1月3號我就到省委去了。省委書記蘇綱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問了我到日本講學的情況后，他拿出了一份傳真電報給我看，內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共貴州省委和貴州省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定，其中決定我到省政府工作，擔任副省長職務。蘇綱同志對我說：“今天找你來，一是把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告訴你；二是征求你個人的意見”。當然，這對我來說是很突然的，我剛從日本講學回來，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但既然中央政治局作了決定，我沒有什么好說的。我也知道任何一級領導部門的人選都要經(jīng)過很久的醞釀和考察，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我簡單地表了態(tài)就離開了。

其實，我對當副省長在思想上是有想法的。當時，還處在改革開放之初，民主黨派成員到政府部門任職的還不多，我認為民主黨派成員到省政府工作只不過是掛個名，做做陪襯。因為在這之前省政府有一個副省長，是起義將領民革的陳鐵先生，在他擔任副省長期間，既不管人，又不管錢，沒有多少具體工作。由此我估計今后我可能就是頂他這一角。另外，我原來在貴州工學院擔任副院長和在貴州科學院擔任院長期間，也是既不管人，也不管財和物的，連辦公室人員的任免也不經(jīng)過我。實際上我不管是當院長也好，當所長也好，在學校我還是教我的書，在研究機構我還是搞我的研究和實驗。所以，我聽了要我到省政府工作的決定之后，產(chǎn)生了以上的想法。

1月6號，省政府黨組開會，請我列席，研究擬任的幾個副省長的分工問題。省政府黨組書記、省長王朝文同志根據(jù)省委的意見，提出一個初步方案，確定了各人的分工，決定由我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教育分為三部分，即全日制教育、職工教育和業(yè)余教育。管教育要從大學、中學、小學一直管到幼兒園。當征求我的意見時，我提出恐怕管不了，特別是中小學不好管。另外，黨的方針政策我不熟悉，黨內文件也很少看到，叫我怎么去領導呢？王朝文同志說不要緊，我們現(xiàn)在都是實職，沒有虛職，一個蘿卜一個坑，每個人都要做事，文件都給你看，省政府黨組擴大會議也請你參加。后來，實際上凡是研究教育和科技工作的省政府黨組會議和中共貴州省委常委會議都通知我列席的。

越來越多的事實否定了我最初的想法，擔任副省長后我是有職有權，當然也有責。王朝文省長支持我大膽去干，還說如果出問題，由他來替我承擔責任。我知道他這樣講是對我的支持和鼓舞。這說明黨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確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所以說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我們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jīng)濟建沒上來，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斷擴大的表現(xiàn)。我們要振興中華，只有大團結、大統(tǒng)一，才會有大振興，這就是一個象征。這是我到省政府工作以后的第一個思想變化。

（二）

我過去長期在實驗室工作，無所謂上下班。到省政府后是坐班制，工作比較緊張，我過去沒有搞過管理工作，不知道怎樣開展工作。來找我辦事情的都是不好解決的問題，或是要錢，或是要物，或是要協(xié)調幾個單位的關系，所以工作一段時間后，我感到很苦惱?？鄲赖氖枪芾砉ぷ鞑缓米觯乙矝]有時間去實驗室了，學術活動也不能參加了。有些朋友為我惋惜，他們對我說：“老徐，你這個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經(jīng)常去植樹，到幼兒園跟小朋友一起唱歌，這是浪費人才嘛，你在科學院工作可能對國家的貢獻還要更大一些”。這同我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我搞了幾十年的科學研究，現(xiàn)在把它都丟了，去搞管理工作，可半年過去了還沒有搞出什么成績，我有些不安心了。

于是，我就去找中共貴州省委和中共貴州省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談心。我把自己的苦惱講給他們聽，他們對我說：“我們相處30多年了，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動不動就只講專業(yè)。當然專業(yè)是需要的，我們不僅需要科學家，而且需要大批的科技管理人員。但是，我們國家的管理工作還比較落后，更需要大批懂行的管理人員。你說不會做省長，我們哪個會做？都是在學嘛。你們考慮自己的專業(yè)過多，卻沒有考慮到國家的管理工作如何跟上飛躍發(fā)展的形勢。老徐，你還得安心?。?rdquo;我聽后感到也很有道理，我們平常不是說要聽黨的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嗎？現(xiàn)在這不就是對我的考驗嗎。這些老同志對我的確是肝膽相照，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和教育。以后，我便就安下心來做副省長工作了。這大致是我的第二個思想變化。

（三）

第三個思想變化就是安心下來了，還得做好工作。安心很重要，否則就搞不好工作，但是光安心還不夠，還要會做工作。作為一個分管教育和科技方面工作的副省長，怎樣開展工作我還不清楚，有時候省委書記問我一些問題我都答不上來。比如說教育是基礎，但教育經(jīng)費投入太少，于是我就向中共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同志反映，要求增加投入。他說：“好??！你看錢用在哪里？”我說：“當然是用在刀刃上”。他又問：“刀刃在哪里呢？”我便答不出來了。于是我就去請教搞經(jīng)濟政策研究的一些同志，他們說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需要搞調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數(shù)。

這樣，我就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原來我以為在教育方面大頭是大學，但從貴州的發(fā)展來看，基礎教育卻很重要，中小學更是關鍵。在貴州當時的三千萬人口中，中小學生就占了五百萬；根據(jù)人口普查的資料統(tǒng)計，嬰幼兒及學齡前兒童又占了五百萬，這樣就是一千萬人了。這一千萬人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將成為貴州的主要勞動力，貴州的振興將靠他們。如果他們連字都不認得，怎樣去振興呢？當時貴州有九百萬文盲，全國有二億三千萬文盲，這個問題再也不能忽視了。我摸了一下底，貴州省小學畢業(yè)生合格率很低，全國是“三六九”，即30％的合格率、60％的鞏固率、90％的入學率。貴州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幾，有的地方只有百分之幾。這些不合格的學生“畢業(yè)”后進入中學，其中一部分又從中學進入大學或師范學校，“畢業(yè)”后又去做老師，這樣的“原材料”質量就會越來越低，在教育界內部形成一個惡性循環(huán)。另一方面，當時升入大學的人很有限，百分之九十的人考不上大學就將成為勞動后備大軍，不少人將到企事業(yè)單位工作。但他們的文化素質很差，到工作單位后，還要花錢補習文化技術。工廠不提高技術和工人的文化素質就很難盈利，但教育部門送給它們的人文化素養(yǎng)太差，將嚴重影響企業(yè)的發(fā)展。這樣就在教育界外部又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huán)。所以，關鍵的問題就是要抓基礎教育。萬丈高樓平地起，就是說要從中小學抓起！

抓中小學教育關鍵又在老師。當時我們對全省十幾萬中小學教師進行“過教材關”考試，教什么課的就考什么，內容就是書上的，不另出難題，事先還搞了許多輔導、補習和培訓。但考下來的結果，十幾萬中小學教師，語文合格率只有15%，數(shù)學合格率只有9%。不是說“名師出高徒”、“師高弟子強嗎”？教師自己都不合格，怎么教人呢？為了摸這個底，我們花了兩百多萬元。我把這個結果告訴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同志，他說，“這個結果好，這些錢沒有白花，現(xiàn)在我們心中有數(shù)了，這就是刀刃。”教師不行，投資再多，也教不好學生。事實教育了我們，要把基礎教育抓上去，關鍵在于提高教師本身的質量。

（四）

我講以上這些事情的意思是說，我不會搞管理工作，是黨幫助我，引導我往前走。最初，我做副省長工作不安心，黨幫助我安下心；我不會做管埋工作，黨幫助我逐步學會做管理工作。這不僅體現(xiàn)在我一個人身上，也體現(xiàn)在當時的許多黨外同志身上。有時星期六或星期天，中共貴州省委的一些同志來找我聊天，問我有什么問題，他們不是站在一旁等著看笑話，而是盡量幫助我工作。所以，我到任后不久就真正體會到了民主黨派成員和知識分子進入政府機關工作不是做“陪襯”的，黨信任我們，關懷我們，幫助我們，引導我們前進。所以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做好本職工作。我在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任上幾年的工作，也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

我當副省長的經(jīng)歷說明了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方針不是空的，具體就體現(xiàn)在我的身上，也同樣體現(xiàn)在其他許許多多黨外同志的身上。我衷心感謝黨的教育、培養(yǎng)、關懷和幫助。當然，作為一個1956年入社的九三學社成員，我也十分感謝社組織對我長期以來的關心、培養(yǎng)和支持，這已經(jīng)成為我的一筆難得的精神財富，永志不忘。  （作者：徐采棟  2009年7月九三學社貴州省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