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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站上講臺、29歲失明!國科大教授,如何走出至暗時刻


19歲站上大學講臺,29歲失明,人生舞臺大幕逐漸合攏。

閱讀和書籍,讓我看見生命航行中的燈塔。

黑暗中奮斗,登上哈佛大學演講臺,重回三尺講臺,播撒點點星光。

——楊佳

沐浴在科學的春天


我是個湘妹子。

故鄉(xiāng)的山山水水令人難忘。

從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麗景色,從小我就愛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來,岳麓書院、愛晚亭、黃興墓、白鶴泉……

我的童年不僅與一年四季風景如畫的岳麓山為鄰,更與靠窗的4個竹質(zhì)的大書架為伴。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和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的同學們都秒變“追星族”,大家爭相立志要當科學家。

那年正趕上全國恢復高考,學校讓我去試試。我想,試試就試試!

我是穿著一件印著“Spring of Science(科學的春天)”英文花體字的確良襯衫走進大學校園的。

77級、78級的大學生有個特點,年齡懸殊,有30多歲的,也有15歲像我這樣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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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yè)前夕同宿舍好友合影(前排中間楊佳)。

這是我國積淀了十年的精英。

當時有個口號“把失去的十年奪回來”!我們同宿舍7個人,我睡上鋪,學校晚上9點鐘熄燈,可半夜醒來,發(fā)現(xiàn)室內(nèi)仍有燈光,低頭一看,原來下鋪的劉京鳴同學頭戴一頂?shù)V工帽,正在聚精會神地看書。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很多,這種精神感染著我,我懂得了什么叫緊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學習非常自覺。

精讀課上,老師講《鐳的發(fā)現(xiàn)》,我們早已通讀《居里夫人傳》;

泛讀課講《呼嘯山莊》,我們會把勃朗特三姊妹的書都拿來看;

一次,學的課文是黑人作家亞歷克斯·哈利的小說《根》,大家就爭相閱讀《飄》《湯姆叔叔的小屋》。

看了電影《霧都孤兒》,大家又紛紛閱讀狄更斯的原著及《艱難時世》《大衛(wèi)·科波菲爾》《遠大前程》。

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

19歲的我站在大學講臺上,教英語系二年級精讀課,臺上臺下,年齡相仿。

后來,又考上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當年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畢業(yè)后,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英語培訓中心任教,也是該中心第一位教英語寫作的中方教員,由于教學效果好,美國主任保拉·沙布亞克讓我連教了8個學期。

暴雨洗劫的夏天

可偏偏這個時候,我的世界朦朧起來。

先是上課時讀課文讀錯行,后來書上的字變得越來越模糊,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就像舞臺的大幕徐徐向中間合攏……

原來我患了一種罕見病,視力不斷下降,失明將不可逆轉(zhuǎn)。

醫(yī)生把診斷結(jié)果告訴了父親,父親一夜白頭。

周末和假期,我不再去圖書館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奔走在求醫(yī)問藥的路上。

西醫(yī)、中醫(yī)、針灸,就連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嘗試了,都無濟于事。

當新辦好的國家圖書館的借閱證遞到手中,我已經(jīng)看不清自己的照片了……

終于,一個早晨,我睜開眼睛,迎接我的是一片漆黑。

那一年,我29歲。

適應黑暗的過程是一種煎熬。多少次,我習慣性地拉開窗簾,“天,怎么老不亮啊!”

宗璞在《告別閱讀》中的那種痛心疾首,此刻,我感同身受。

然而,我堅信人類當“告別武器”,但絕不可告別閱讀。

不能看書,我就聽書,錄音機用壞了一臺又一臺。

不能寫字,我就學盲文???0歲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過電話向老師請教。

原以為盲文是一種世界通用語,其實不然。

“中國盲文之父”黃乃先生一人就發(fā)明了兩種漢語盲文,世界上的盲文多種多樣。以手指摸代替眼睛看,實在太難了。

一個簡單的英文單詞,我用手足足摸了一個多小時,就是不解其義。

我有一個夢,我還想教書。可重返講臺談何容易。

第一關(guān)就是行路難。

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爸爸給你當拐杖”。就這樣,年復一年,我緊緊握著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zhuǎn)到教學樓,風雨無阻。

我還想寫書,開始嘗試電腦語音軟件,苦戰(zhàn)數(shù)月,書一本本出版,我又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從未悲秋

在人生最絢麗、最張揚的迸發(fā)時刻,無暇沉溺感傷,唯有不負韶華,砥礪前行。

新世紀,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提出的“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目標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個念頭:我還想讀書!

我考上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哈佛學生閱讀量非常大,每次課老師布置的閱讀總不下500頁,同學們都感覺時間不夠用,對我就更不夠了。

因為我必須先通過掃描儀把資料一頁頁掃進電腦,再通過讀屏軟件把內(nèi)容讀出來。

這樣一來,時間全沒了,只能拼速度了。

我由原來每分鐘聽200多個單詞,提速到每分鐘近400個,聲音全都變了調(diào)。

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作業(yè)、寫不完的 paper,還要參加許許多多的學術(shù)活動……幾乎每天學習到凌晨兩三點。

最終,我不僅完成了學習任務,還超出學校規(guī)定,多學了3門課,成為哈佛大學建校以來首位獲MPA學位的盲人學生。

哈佛學成歸國第2天,北京申奧成功,年底中國又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

這種大環(huán)境下,在我的導師李佩先生和校領(lǐng)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國首創(chuàng)《經(jīng)濟全球化》《溝通藝術(shù)》課程,將哈佛MPA課程本土化。

課程放到網(wǎng)上,創(chuàng)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課堂”點擊量第一的紀錄。我講授的課程被評為“優(yōu)秀課程”。

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專家顧問期間,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賽會志愿者制定了“NP3S”專業(yè)服務標準,填補了國內(nèi)空白。

我的經(jīng)歷表明,書不但可以看,還可以聽、可以觸摸。

狂歌一冬

失明讓我懂得,人最怕失去方向感。也賜予我一大命題,當人生到了至暗的時刻,應怎樣超越,怎樣逆襲?

獨處之時,思緒紛至沓來,我時常想起導師李佩和她的丈夫“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先生,想起父輩們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

為了制造原子彈,當年我父親也曾與莫斯科大學專家在全國各地尋找鈾礦,條件十分艱苦,沒有任何防護設施,只有一件雨衣。

于無路之地蹚出一條路,于無望之際用性命呵護希望之火,他們?yōu)橹瞰I的“兩彈一星”的成功發(fā)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硬實力”,維護了世界和平,從此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

愛在天際。

如今,以李佩、郭永懷先生命名的星星在閃耀,他們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不做“留得殘荷聽雨聲”,而做“映日荷花別樣紅”!

閱讀讓我與歷史先賢和廣闊天地對話,讓我看見指引生命航程的燈塔,指引著我去追求、去奮斗、去活出人生的意義。

書籍是思想的海洋,裝載著人類文明,讓人覺醒,讓人類的悲喜相通,圍堵著的人心在閱讀中奔涌而成江河,深不可測的歲月在先哲的回聲中演奏著命運交響曲。

2008年11月,我在聯(lián)合國總部紐約接受CRI駐聯(lián)合國站記者沈汀的采訪,由此與這位CRI品牌欄目《美文閱讀》(More to Read)主持人建立友誼并成為其忠實聽眾。

他的讀書標準是“寧缺毋濫”,“一旦讀到自己覺得沒太大價值的書,建議盡快放棄,另覓好書。畢竟時間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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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佳在聯(lián)合國總部門前。

哈佛同學余際庭也給出三點忠告,“讀跨界的書、紙質(zhì)的書、經(jīng)典的書。”

理由是一個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讀跨界的書。

學文科的,應該讀一些科普書籍;學理工的,應該讀一些人文類書籍。無論什么學科背景,都應該讀一些歷史、哲學類書籍。

其次,要讀一些紙質(zhì)書。我們每天通過手機,獲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識。長此以往,容易浮躁,滿足于快餐式閱讀,導致思辨能力下降。

讀紙質(zhì)書,不僅可以讓人獲得系統(tǒng)化的知識,還會令人內(nèi)心寧靜。

第三,要多讀經(jīng)典。經(jīng)典是人類精神的巔峰。

讀經(jīng)典,就是讓自己站在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巔峰,既可以擴大視野,豐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也可以塑造個人氣質(zhì),令人終身受益。

中國科學院大學創(chuàng)始人嚴濟慈先生在《法蘭西情書》中說,讀一本書,應掌握其精髓,聯(lián)系實際,反復應用,熟則生巧。

他敦促大家多去圖書館,博覽群書,用時能信手拈來。

在人際交往和閱讀中,我的閱讀觀也日益明晰:讀書使人充實,閱讀塑造靈魂,閱讀傳遞真善美。閱讀使人類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閱讀讓人類眼界大開,擁抱世界。

閱讀讓我們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閱讀讓我們讀懂自己,讀懂人生,讀懂祖國……

閱讀之樂猶如巴金《海上日出》中的描寫,“這時候,不僅是太陽、云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span>

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那就是圖書館。

世界是一本書,祖國是一本書,每個人都是一本書。

讀懂這些書,絕非易事,需付出大量的時間、精力、甚至生命。

因此,不朽的不是書,而是讀書人。

在遭遇人生危機和面臨世界風云突變之時,化解危機最終還要靠人類自己。讀者萬歲!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楊佳,《中國科學報》記者卜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