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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古稀之年，經(jīng)?；叵胱约旱呐f事。往事并不如煙，有些事、人，銘印在腦，揮之不散，到底在如此悠悠的“長日”中，“留”下哪些“印痕”呢？

我從小生活充滿歡笑，讀書玩耍，家庭融洽，經(jīng)濟較豐裕，一般屬于中層。但1941年，晴天霹靂，父親抗日殉難，被暗害街頭，從此，家道中落，母親辛苦工作，拉扯我們兄妹四人（大哥13歲，二哥11歲，我9歲，妹妹7歲）長大，度日如年。但是，母親仍然注重教育，送我到學費昂貴的教會學校念書。

1940年，父親殉難前留存的唯一一張全家福。前排左起：大哥（13歲）、作者（9歲）、妹妹（7歲）、二哥（11歲）

1950年，我從清心中學畢業(yè)，經(jīng)過保送考試進入北京燕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外交組學習。第二年，參加“中央土改工作團”（有中央機關公務員、高校師生等）到廣西，前后達九個月，對我人生定位有關鍵作用，土改中我入團，所謂“火線入團”?；匦：?，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我被調到北京政法學院。1953年畢業(yè)，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學習，專業(yè)是法律史。這三年，奠定了我以后教學、科研的基礎。人大強調學習原著，看不懂，要一點一點啃，不主張看簡介之類的小冊子。人大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史教研室任教。我循規(guī)蹈矩，遵守制度，認真教學，勤奮科研。當時我撰寫了《大冒險家哈同》小冊子，并不時在報刊上發(fā)表“豆腐干”短文，這在當時已很不容易。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法研究所袁所長經(jīng)常表揚我為青年教師表率。但在“文革”中，我牽連了他，他被批為“替牛鬼蛇神樹碑”，直到我平反，他才松了一口氣。后來袁所長任復旦黨委副書記、高級法院副院長，我到高院工作后，經(jīng)常去探望老領導，也是為了聊表歉意。

1961年我結婚，次年生一女，一家三口，生活安逸、平穩(wěn)。但好景不長，“文革”風暴來了，我遭迫害，蒙不白冤，從人變成“鬼”。1978年徹底平反，隨著中央調整路線，改革開放推行，我也由于整個情勢的發(fā)展而得到自身發(fā)展。1985年，53歲，因福特中美法律教育基金的資助，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進修，系統(tǒng)學習“美國憲法”；回國后，又借調到港澳工委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擔任制定香港基本法和研究香港法制工作。這些境內外經(jīng)歷，在我的專業(yè)、科研、交往、為人等領域，都開闊了眼界，豐富了思維。這時，我還擔任了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委員、政協(xié)委員、學術團體等社會工作，參政議政成為我生活中的重要內容。

1991年，我已59歲，擔任高級法院副院長；1998年不再擔任副院長后，又立即被任命為市政府參事室主任；2000年，又擔任復旦新法學院院長，直到2002年不再擔任參事室主任，專任法學院院長至今。但還兼任市法學會副會長、市仲裁會副主任、市律師協(xié)會專家顧問、九三學社中央法制委員會顧問等社會職務。

2002年，作者于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第五次會議會場

我的五十年，有曲折、有順當；有低迷、有高潮；有凄涼、有歡樂。如果以青年、中年、壯年、老年劃分，這四個時期大體上作一橫比，可分為：

青年時期——勤奮工作。在人大學習時，一周除星期六晚略放松外，其他時間都在學習，以各科全優(yōu)（包括畢業(yè)論文）成績畢業(yè)。在華東政法學院、政法研究所作青年教師時，認真工作，嚴謹做人，深得好評。

中年時期——坎坷之旅。“文革”遭不白之冤，扭曲靈魂達十年之久。不僅扭曲形體，要“主動”承擔最累、最苦工作；更痛心的是還要扭曲人格，要時刻提醒自己是“有罪”之人，不能遇人打招呼、不能參加會議、不能發(fā)表想法、不能抬頭走路、不能表達感情等。揪心、心揪，愁眉鎖眼。

壯年時期——轉折人生。1978年平反，其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chuàng)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神州大地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隨之，我也發(fā)生人生轉折，赴美學習，借調香港工作，成為真正對祖國有用的法學專業(yè)人士。我感到我還有使不盡的力，做不完的事。

老年時期——忙碌無悔。60歲，一般來說是退休之年，進入老年，應頤養(yǎng)天年，含飴弄孫，但我卻進入人生“第二春”。高院、參事室、法學院工作接踵而至；還有多項社會兼職。我一天時間分為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安排。有人勸我：身體要緊，何必如此賣力；有人評為：背著光榮又沉重的十字架超負前進。對此，我只能一笑了之。事業(yè)需要我，統(tǒng)戰(zhàn)需要我。我的個人力量有限，猶如大海中一滴水，但是，沒有一滴滴的水，何來汪洋大海呢？

人總會老，這是不可抗力；但心不能老，心中永遠要有陽光、青年。

謹以此自勉之。

李昌道

2004年9月于復旦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