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眾所周知的北線、南線外，有一部分民主人士，如朱學范、張瀾、宋慶齡，以及華僑代表陳嘉庚、司徒美堂等則是通過其他路線到達解放區(qū)的。
1947年底，朱學范從香港到巴黎參加世界工聯(lián)執(zhí)行局會議，又到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出席會議的解放區(qū)工會代表劉寧一轉達了中共中央請朱學范去解放區(qū)的邀請。1948年2月28日，朱學范在劉寧一的陪同下，經布拉格、莫斯科，到達東北解放區(qū)哈爾濱，是較早進入解放區(qū)的民主人士之一。
1949年5月初，在上海的張瀾、羅隆基突然被國民黨特務拘禁起來，直到5月底上海解放，張、羅才經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營救幸免于難，并于6月24日和史良、郭春濤、王葆真等一起由上海抵達北平，受到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維漢及在北平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人的熱烈歡迎。
中共中央、毛澤東特別重視盛邀孫中山夫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1949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聯(lián)名致電在上海的宋慶齡：“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yè)，并對于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宋慶齡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發(fā)來的電文，心緒難以平靜。2月20日，她給中共中央的復信：“親愛的朋友們：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癥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yè)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將于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此時，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西郊香山的雙清別墅。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傳閱了宋慶齡致中共中央的復信。新政協(xié)籌備會召開前夕，6月19日，毛澤東再次親筆致函宋慶齡，誠邀其北上，信中說：“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并讓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副主席的鄧穎超帶著這一信函專程前往上海，面呈宋慶齡。21日，當鄧穎超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即將出發(fā)時，周恩來沉吟一番，也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交夫人鄧穎超一并捎上。信中寫道：“慶齡先生：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F(xiàn)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6月28日，鄧穎超攜信專赴上海，面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無限誠意，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陪同，乘專列離滬北上。28日安抵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濟深、何香凝等親自到車站迎接。
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團結海外華僑的力量。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致電南洋僑領陳嘉庚：“中國人民解放斗爭日益接近全國勝利，召開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建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力量，完成中國人民獨立解放事業(yè)。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眾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同時致電大洋彼岸的致公黨元老、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擋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qū)參加會議。”陳嘉庚、司徒美堂這兩位在海外享有聲望的華僑領袖，接電后都銘感毛澤東的盛意，毅然歸國赴會。陳嘉庚于1949年5月5日離開新加坡經香港北上回國，6月3日到達天津大沽口，4日到達北平。司徒美堂也遠涉重洋，于1949年9月4日到達北平。
到1949年3月，整個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經香港進入東北、華北解放區(qū)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科學家、作家及部分家屬等共計350人以上。周恩來稱贊錢之光等：“你們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務完成得很好。”
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qū)后受到了中共領導人和解放區(qū)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
1949年1月16日，周恩來在百忙之中從西柏坡乘吉普車到李家莊看望大家，并向他們通報了解放戰(zhàn)爭的進展和新政協(xié)的籌備情況。
1月20日，華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平山縣李家莊舉行盛大歡迎會，熱烈歡迎由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和海外到華北解放區(qū)的民主人士，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薄一波代表華北人民對剛來到解放區(qū)的民主人士表示歡迎。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民盟中央委員韓兆鶚等代表主客雙方致辭。
1月2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政務委員會、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qū)及東北各界人民代表舉行盛大歡迎會，熱烈歡迎為參加新政協(xié)而先后到達東北解放區(q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楓致歡迎詞，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務理事馬敘倫、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先后在大會上發(fā)言，并宣讀了施復亮、孫起孟的書面發(fā)言，表明了到解放區(qū)的感受及參加建國工作的決心，并一致痛斥南京國民黨政府假和平的陰謀，一致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最后，中共中央東北局代表李富春講話。他說，今天的歡迎會，象征著中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也象征著全國勝利的快要到來。
不同的信念，不同的選擇
在民主建國的進程中，有很多民主人士為了新中國的誕生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倒在了新中國成立的前夜，他們將永遠被人民、被歷史所銘記。同時，也有黨派及其領導人把握不住歷史潮流，走上了一條背離民主、脫離人民的不歸路。
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口號”后，遠在海外的馮玉祥將軍感到無比振奮，他決心響應中共號召，回到祖國出席新政協(xié)會議，參加新中國的建國工作。1946年9月，馮玉祥將軍因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zhàn)獨裁政策，被迫以考察水利為名遠走美國。 “五一口號”發(fā)布后，馮玉祥將軍于1948年7月30、31日先后發(fā)表《告別留美僑胞書》和《告別美國人士書》，沖破國民黨特務的重重圍困，于7月31日攜全家登上蘇聯(lián)“勝利號”郵輪，準備經蘇聯(lián)轉道回國。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因輪船突然失火，搶救不及，于1948年9月1日不幸遇難，終年66歲。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專電馮玉祥將軍的家屬，表示痛悼，稱譽馮將軍“置身民主，功在國家”。1949年9月1日，在解放了的國土上，在新政協(xié)召開前夕，中共中央在北平舉行了馮玉祥將軍逝世一周年追悼大會，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宋慶齡、李濟深、郭沫若等，致送了挽聯(lián)、花圈和挽詞，并將其遺骨安葬泰山。
1949年9月19日，民革中央執(zhí)委、民聯(lián)中常委、民革和民聯(lián)西南地區(qū)負責人楊杰由昆明到香港，準備赴北平出席新政協(xié)會議之際，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于香港寓所。
楊杰，字耿光，又名漱石，1889年生于云南省大理縣。楊杰原是蔣介石親信，深得蔣介石信任。后來隨著蔣介石反動本質的逐步暴露，楊杰對蔣介石專制獨裁、親美反蘇愈加不滿，常常公開加以指責。1945年10月，楊杰與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王昆侖等人組織了三民主義同志聯(lián)合會，發(fā)動民主人士投入反內戰(zhàn)的民主運動中去，成了一位不屈不撓的反蔣斗士。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lián)合會、其他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子等，聯(lián)合組織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楊杰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負責民革西南執(zhí)行部，并秘密策動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起義。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楊杰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監(jiān)視。中國共產黨對楊杰的安危非常重視和關心，1949年下半年，潘漢年即勸告他迅速離滇赴港，然后轉程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但楊杰考慮到他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此時離開，怕前功盡棄，產生不良后果，即托人轉告中共中央，容他暫緩一步離滇。然而，令他沒有估計到的是，不久云南風聲驟緊，形勢突然變得嚴峻起來，原來此前盧漢應蔣介石之命到重慶面談，本是為了麻痹蔣介石，爭取起義時間。但實際上，盧漢答應了蔣介石一些反共反人民的條件，回來后于9月9日晚搞了一個“九九整肅”的大逮捕，共抓捕昆明進步人士400多人（后又全部釋放）。事先蔣介石曾當面命令盧漢逮捕楊杰，盧漢回昆明后即通知楊杰盡快離昆。9月9日上午，楊杰秘密飛往香港避難，入住灣仔軒尼詩道302號友人李焜寓所。
楊杰逃離昆明后，國民黨軍統(tǒng)頭子毛人鳳親自將從楊杰家中抄出的日記及往來信件等一一翻閱，終于掌握了楊杰在香港下榻處，隨即布置了謀殺計劃。9月19日晚10時左右，國民黨特務偷偷來到楊杰住處，謊稱有要信面呈，楊杰毫無戒心地取過信，坐在藤椅上拆閱，特務突然拔出手槍對準楊杰胸部就是一槍，緊接著又對其頭部補了一槍。一位杰出的民主戰(zhàn)士就這樣犧牲在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下，在解放的前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楊杰被害后，中國共產黨以及廣大進步愛國人士對于國民黨特務躲在陰暗角落里所干的卑鄙勾當表示強烈的義憤。國內外許多報紙紛紛發(fā)表文章，強烈譴責國民黨當局的卑鄙行為，深切悼念楊杰將軍。楊杰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之后，在北平正式召開。在莊嚴而隆重的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提出了一個臨時動議，由主席團以大會名義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楊杰家屬致唁，并特許楊杰為列名缺席代表。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楊杰將軍為革命烈士。
1949年5月18日，民建上海“臨工委”常務干事、民盟成員黃競武因秘密發(fā)動中央銀行員工阻止國民黨偷運黃金白銀到臺灣而被殺害。
黃競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為黃炎培先生次子。早年于清華大學畢業(yè)，后即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29年回國后，在鹽務機關服務，對中國鹽務會計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許多貢獻。黃競武在民主政團時期即加入民盟。黃競武對國民黨早有本質上的認識，也了解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活動。那時黃競武在上海成天忙于搜集國民黨政府四行兩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yè)局）的有關組織、業(yè)務和人事方面的資料，監(jiān)視國民黨把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美鈔、英鎊偷運臺灣的活動，發(fā)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并和銀行職工聯(lián)合發(fā)動罷工拒運，為國民黨特務所偵悉。
1949年5月12日這天早上，黃競武和夫人一起坐著車來到位于外灘的中央銀行辦公，似乎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然而，一個陌生的面孔來到了黃競武的辦公室，氣氛開始變得不一樣起來。陌生面孔說中央銀行行長要召見黃競武，把他騙到樓下。隨后，他被押上預先準備好的警備車，蒙上眼睛，送到秘密機關拘留起來。原來，那個陌生人即是毛森指揮下的保密局特務。面對敵人的嚴刑逼供，黃競武始終嚴守秘密，堅貞不屈。5月18日深夜，黃競武被國民黨殘忍殺害。上海解放后，黃競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qū)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達列里汗和中蘇文化協(xié)會干事羅志（漢族）等五人，1948年8月27日在轉道蘇聯(lián)阿拉木圖赴北平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的途中因飛機失事犧牲。為此，毛澤東發(fā)表唁電，深表哀悼。
除了上述人物外，為參加新政協(xié)、創(chuàng)立新中國而犧牲的民主黨派人士還有很多，他們用生命和鮮血捍衛(wèi)了民主建國的信念，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大貢獻。
大浪淘沙，多少風流人物，多少社團黨派，在歷史長河中，有的頂風破浪，直掛云帆濟滄海；有的折戟沉沙，終成過眼煙云。中國青年黨（簡稱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曾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兩大黨派，然而，由于他們不能順歷史大潮而動，最終落得偏居一隅、茍安臺灣的結局。
中國青年黨1923年12月成立于法國巴黎，稱為“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1929年改為“中國青年黨”，信奉國家主義，宣揚超階級的國家觀和國家至上論，反對階級斗爭，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24年秋返國，從事反共活動。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青年黨在反共的同時，也曾開展過以“民治”為內容的改良主義活動，反對國民黨的“黨治”。九一八事變后，青年黨在政治上發(fā)生了變化，提出“政黨休戰(zhàn)”的主張。七七事變后，青年黨參加抗戰(zhàn)，開始同情、接近中共，并附和抗日民主運動，還參加了民主同盟的組建工作，屬于民主同盟中的“三黨三派”之一，更曾一度把持盟務，因一直堅持右傾立場，屬于民盟內部的右翼。1945年12月，青年黨在重慶召開了第十一屆代表大會，決定了新的黨綱與黨章，在中央人事安排上進行了改選，到1946年1月舊政協(xié)會議在重慶開幕，以曾琦為首的右派力量徹底控制了對青年黨的領導，并在是否參加偽國大問題上，使青年黨最終從民盟中決裂而去。許多青年黨黨員為了獲取高官厚祿，爭相投入國民黨政府當中。曾琦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總統(tǒng)資政等職，陳啟天任經濟部長，左舜生任農林部長，常燕生等任國民政府委員。此外，還有數(shù)十人任立法委員、國民參議員、憲政實施促進會委員。國民黨假意開放政權，青年黨人趨之若鶩。1947年6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已經成功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qū)的進攻，并開始了大反攻。在國民黨強弩之末時，蔣介石為了粉飾太平，下令于1948年春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青年黨依然是積極參加者。他們先是發(fā)表了《青年黨參加行憲國大聲明》，表示“參加國大實大義所當然”，宣布青年黨“參加國大，以襄盛舉”。大會期間，青年黨出席的代表共230人，其中60人參加立委，11人參加監(jiān)委。3月，行憲首屆行政院成立，青年黨推陳啟天、左舜生、劉靜等人為政務，并由陳啟天任工商部長，左舜生任農林部長。時至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退逃臺灣時，青年黨最終也沒有覺悟，隨從國民黨赴臺灣。從此，青年黨在臺灣也就成為國民黨點綴門面的花瓶，歷史的發(fā)展使一個曾經叱咤風云的黨派最終走向了沒落。
如果說青年黨投靠蔣介石國民黨還算是“穩(wěn)健而行”的話，民社黨則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并不穩(wěn)健，因為，它每走向國民黨一步，都要伴隨著自身組織上的一次分裂。民社黨屬戰(zhàn)后中國的第三方勢力，其前身為成立于1931年10月的中國國家社會黨。1946年8月，國家社會黨與海外民主憲政黨合并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從國家社會黨到民主社會黨，名稱雖有變化，主張基本相同，均以反對一黨專制、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目的。1947年7月，民社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張君勱為黨主席。
民社黨走向蔣介石國民黨的第一步是在召開所謂“國民大會”期間?？箲?zhàn)勝利后，民社黨參與發(fā)起組成民盟，并成為其主要成員之一，積極參加了政治協(xié)商會議。然而，國民黨很快撕毀政協(xié)決議、挑起內戰(zhàn)，并單方面宣布召集“國民大會”，這無異于昭示國人，國民黨絕不肯放棄一黨專制。民社黨失望、不滿的同時，又面臨著政治上何去何從的抉擇。開始時，張君勱代表民社黨在民盟內部多次聲明要堅守政協(xié)決議，不單獨參加“國民大會”。但不久他又禁不住國民黨的拉攏，不顧民社黨其他主要人物張東蓀等人的反對，竟于1946年11月20日上書蔣介石，表示：“在此還政于民之日，自當出席以贊大法之完成。”11月23日，他又向國民黨提交了民社黨參加本次“國民大會”的40名名單，公開投靠國民黨。這個表面看來似乎突然的轉變，實則是一些幕后因素演變的必然結果。究其原因，民社黨不僅在政綱、立場上與國民黨有相近或共同之處，背后還有功利主義的驅使。為此，民盟于12月23日召開會議決定：民社黨參加“國民大會”，違反盟紀，決定凡盟內民社黨成員參加“國民大會”者一律開除盟籍。在民盟及廣大民主正義力量的指責聲中，民社黨內部也隨之產生了矛盾。張東蓀、孫寶毅、葉篤義等民社黨內較有影響的一批人因不同意參加“國民大會”，宣布退出了民社黨，繼續(xù)留在民盟內。民社黨隨后又于1948年參加了國民黨的行憲國大。民社黨發(fā)表聲明稱譽此次大會是“中國歷史上的創(chuàng)舉”，公開表示“本黨為維護憲法之尊嚴，為保持國家之基本，絕對同情蔣主席在國大開幕詞反對修改憲法之主張”，“本黨愿竭綿薄之力，掬誠摯之心以助其成功。”民社黨在政治上徹底投入國民黨的懷抱，成為其掩蓋一黨專政、粉飾民主、欺騙輿論的御用工具。到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退逃臺灣時，民社黨也隨之而去。同青年黨一樣，民社黨在側居臺灣之際也成了國民黨的一個政治花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