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沈善炯在加州理工學院領取杰出校友獎
沈善炯（1917-），微生物學家和分子遺傳學家。1942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合大學生物學系，1950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獲得博士學位后歸國，歷任浙江大學醫(yī)學院副教授、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他在抗生素、細菌的糖代謝、細菌的氮代謝、固氮基因的結構和調節(jié)、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領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獲得國內的多項重要獎項，如中國科學院成果獎（1955）、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獎一等獎（1979）、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87）、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獎（1996）等。
今年92歲高齡的沈善炯院士是我國著名生物學家，早年受教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擁有豐富的工作經歷和廣闊的科學視野，對中國科技界長期存在的積弊亦有清醒深刻的認識。筆者對沈院士的訪談就是從他早期的經歷開始的。
加州理工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熊衛(wèi)民：您經歷過不同的時代，在多個不同的機構學習、工作過，哪個地方令您印象最為深刻？
沈善炯：令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西南聯(lián)合大學。它是“民主堡壘”，風氣非常好，既嚴肅又自由，同學之間、師生之間、老師和老師之間，關系非常融洽。大家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覺得自己肩負抗戰(zhàn)勝利后重新建設中國的使命。雖然條件簡陋，但同學們學習非?？炭唷Ｎ业膿从焉赉某Ｕf，愛國主義出英才，我很贊同。
如果說西南聯(lián)大教我怎么做人，那么加州理工則教我怎么做科學。在那兒，競爭和合作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大家都在為真理而奮斗。我舉個例子，眾所周知的德爾布呂克在當時是反對比德爾“一個基因一個酶”學說的，可比德爾接替摩爾根擔任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主任后，馬上把他請了過來。比德爾還接納了許多別的思想活躍的學者到他的實驗室來工作，他們可大致分為三類，分別對比德爾的學說持支持、懷疑、反對態(tài)度。三種人在一起合作、辯論、競爭，其結果是豐富、改進了他的學說——后來就不叫“一個基因一個酶”了，而叫“一個基因一個多肽”。這讓我體會到，科學研究必須有不同意見來競爭。在什么基礎上競爭？在合作的基礎上——大家都是為了探討真理。
談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回國之后（不記得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后了）遇到的一件事情。國外一個人到上海來做報告，我們的一位科學家問他：你有一個菌種，能否給我？他說：這個菌種，你們旁邊的研究所已經有了嘛。這是最大的諷刺。一個菌種、一個實驗的材料，國際通行的慣例是，文章發(fā)表后可以找作者去要?？晌覀儑业耐兄g卻不能互通有無。
后來發(fā)現(xiàn)，“一個基因一個多肽”的學說還有問題。要知道，沒有一個學說是絕對正確的，發(fā)現(xiàn)理論、學說的不足之處，這是科學的進步。比德爾說過一句話：“建立一個好的學說是不容易的，因為學說必然很講邏輯，但是自然常不是這樣，也即事實并非如此。”說完后他自己忘記了，我老師哈洛威士把它記下來。我覺得這句話講得好極了。
熊衛(wèi)民：德爾布呂克當時是專職做研究，還是兼當教師？
沈善炯：他還給我們開課，記得我聽過他的生物物理課。這個人思維特別活躍，經常與同事們激烈辯論，尤其是在上午的咖啡時間。除了周末外，每天上午10點都是咖啡時間，許多教授都到雅典娜俱樂部（Athenaeum）去喝咖啡，一邊喝一邊辯論。我不是有點營養(yǎng)不良嘛，有一天，比德爾太太跟我講：“你的獎學金太少，我介紹你去俱樂部沖咖啡吧，可以貼補一點生活費，多吃幾塊豬排。”我就去了。我覺得很奇怪——教授之間爭吵得那么厲害。
熊衛(wèi)民：您參與討論嗎？
沈善炯：我只是聽，來喝咖啡的教授來自不同的院系，他們討論的問題我很難插上嘴?？Х葧r間從10點開始，一般持續(xù)半小時，但也有些人會一直討論到吃午飯的時候。很熱烈，天天如此。而思想的火花乃至真理，就這么辯了出來。
熊衛(wèi)民：您在咖啡館工作了多長時間？
沈善炯：我只干了一個月，后來就不去了，因為我發(fā)現(xiàn)那兒有種族歧視。端盤子的還有菲律賓人，菲律賓當時是美國的殖民地，那些人在美國是受歧視的，而他們又歧視我這個從中國去的學生。我平常是很節(jié)省的，在西南聯(lián)大時那么困難也能過下去，所以并不覺得加州理工學院給的獎學金不夠用，加之功課很緊，就離開了那兒回去專心學習。
熊衛(wèi)民：那個時候，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的研究設備好不好，研究經費充不充足？
沈善炯：研究設備很好，經費也多。當時美國國防部、農業(yè)部等部門給生物系撥了一筆經費，要求他們從事國防、工業(yè)、農業(yè)方面的應用研究。拿到那些錢后，比德爾從中分一部分出來做基礎研究。等基礎研究拿出了成績，再申請后續(xù)經費就不成問題了。
熊衛(wèi)民：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的學生多不多？
沈善炯：不多，本科生、研究生數(shù)量都不多。整個加州理工都沒有太多的人，研究生相對寬松一些，本科尤其嚴格，出名的難考。我在那做研究生時，我老師哈洛威士只帶了兩個研究生。他們不留自己的學生，我的那個同學后來做了芝加哥大學生物物理系主任。而現(xiàn)在我們國家有的導師，一次帶近百個研究生，連人名都叫不出，真是開玩笑！
熊衛(wèi)民：加州理工學院歷史并不悠久，我以前一直奇怪，它為什么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躍入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大學行列，現(xiàn)在聽了您的介紹，有些明白了：它聘到了很好的校長（密立根），請到了不少杰出的學科帶頭人（如摩爾根、鮑林、德爾布呂克、比德爾），研究經費充足，文化氛圍很好……我們國家正在實施“985工程”，可如果只投一點錢，而沒有其他配套的制度和文化，要到什么時候才能真正建成哪怕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呢？
沈善炯：很多好的東西不容易移植到中國來。我接受了加州理工的文化，很想將它移植到自己主持的小空間來，可很多事情一到中國就不好弄。到科學院后，我先做微生物室主任，后來又做上海微生物所的副所長，因正所長缺，也是實際的負責人。他們跟我說，你還年輕，重要的事情去請示殷（宏章）先生和生化所所長王應睞。我想從外面多引進一些人才。殷先生也是加州理工畢業(yè)的，他跟我說，你還是培養(yǎng)自己的學生吧，像北京的微生物所，幾個隊伍拼起來，搞得不和諧。后來J從美國回來了，我想留他，請示殷先生，殷先生不同意。我說他蠻好的，又和我是西南聯(lián)大時的同學（他比我高一年級），一再堅持。結果留下來之后，真如殷先生所說，弄得大家不團結、很不愉快。
我培養(yǎng)學生，總是鼓勵他們跟所研究的領域的專家廣泛地討論問題；我告訴他們，聰明的學生應當找更多的老師——開明的老師應當鼓勵自己的學生去多請教其他有關的科學家。這個傳統(tǒng)也來自加州理工。所以，我的很多學生，也同時是鄒承魯?shù)膶W生。可是有的人，當他的學生到我這里來討論問題，他就不高興。
熊衛(wèi)民：在喜歡做研究的同時，您是不是也比較喜歡教學？
沈善炯：是的。我平常很喜歡與學生聊天、交流思想。加州理工學院是很重視教學的，只研究工作好，不會教書也不行，我很贊成那樣。一直到現(xiàn)在我仍認為，科學和教育不要分家。直到現(xiàn)在，美國都沒有作為實體的科學院，只是集中一些儀器設備，在一些主要的專業(yè)設立國家實驗室，他們主要的基礎研究都在高等院校進行。教學相長，學生應當是科研的生力軍。
熊衛(wèi)民：而在1950年代，我們學習蘇聯(lián)，教學與科研分離。在高等院校，教師搞科研一度被認為是不務正業(yè)。
沈善炯：有好多基礎研究，不要完全集中在科學院。什么道理呢？首先，學生這個群體特別好奇，富有創(chuàng)新、勇敢的精神，是最新思想的源地。其次，學生是最好的裁判。每個人都是需要壓力的，如果是在科學院做事，你發(fā)表幾篇文章就可以了，在學校教書，如果你不努力就會遇到學生對你的非議。
因為喜歡教學，回國之后，我去大學教書。我不主張“近親繁殖”，選擇的不是北大或南開，而是浙江大學。到上海后，我又去復旦大學生物系兼課。別的一些學校和研究機構，如華東理工學院也曾送研究生到我這兒來做論文。
我寫過一篇文章——《我教學生學生教我》。年輕學生往往能帶來蓬勃的朝氣，他們都聰明得很，會通過問題對你挑戰(zhàn)，而且會迫使你掌握更多知識。改革開放后，有一段時間我?guī)徒煌ù髮W建立生物系，還曾想把我的實驗室搬過去，但沒能得到同意。
回國，還是留在國外
熊衛(wèi)民：在美國時，您就知道了李森科在中國的影響？
沈善炯：李森科在蘇聯(lián)得勢，并殘酷迫害真正的遺傳學家，這是政治干預科學的大丑聞，我知道得很早。至于他在中國的影響，我到快離開美國時才知道。我們每星期有個周會，有個學者在我們的周會上報告了李森科在中國的影響，介紹了李景均（此人確實很有成就）從中國大陸出走的事。我還讀過一本期刊（《遺傳學雜志》（“The Journal 0f Heredity”）第xx卷4期），上面刊載了李景均給朋友的信，題目即為“遺傳學在中國的死亡”。所以，我很清楚，一旦我回國，將不再能從事遺傳學研究。
熊衛(wèi)民：那您為什么還要克服那么大的困難回來？
沈善炯：我的專業(yè)是生物化學遺傳，我想，沒關系，回國之后，至少我還可以做生物化學研究工作。
熊衛(wèi)民：這只是對回國阻力的一點消解，還算不上回國的動力。是不是當時對家庭因素考慮比較多？
沈善炯：家庭問題能夠解決。我的副修導師栽克密艾斯脫特別關心我。他是匈牙利人，曾經被關到前蘇聯(lián)的集中營，后來才逃出來。他反對共產黨，聽說我打算回國，有一天特意和夫人一道來找我，勸我別回，說畢業(yè)后我可以到他的實驗室工作。他還說，只要我設法讓夫人、孩子到香港，他就肯定可以接她們到美國來與我團聚，后面的事情可一切都由他來辦。
我想，我之所以要回國，主要還是因為愛國之心。自小我就欽佩岳飛的精忠報國精神，很想以他為榜樣，為受盡屈辱的國家做點事情。我出身農家，家境貧寒，能受高等教育，靠的完全是民眾的脂膏，他們在殷切地期盼我回去。我的耳中常常想起兩句話。一句是我的恩師（張景鉞）講的。臨出國前，他對我說：“我等待你，望你學成歸來”。一句是家鄉(xiāng)的農民講的。抗戰(zhàn)勝利后，我回到農村去，他們對我說：“泉官啊，一看到飛機經過，我們就想，你一定會坐著飛機回來。”飲水思源，我必須對培養(yǎng)我的人有所回報。
熊衛(wèi)民：如果您留在美國，機會還是挺好的。
沈善炯：我知道，如果回國，受條件所限，在科學上我可能較難做出大的貢獻，而如果留下來，我應當可以在科學上做出較多的成果——我的老師和同學都有得諾貝爾獎的，我向來好強，在那念書時可并不比其他同學遜色。但是，論起對中國的貢獻，那跟回到自己的國土去建立實驗室、培養(yǎng)學生，使科學在自己的國土開花、結果，還是不能相比的。主要出于這層考慮，我們12個在加州理工學院留學的同學（不同年級、不同系，都先后拿到了博士學位），除1個之外，絕大部分人都先后回去了。那個沒有回來的，后來留在學校，工作做得很好。
熊衛(wèi)民：當時您對美國的感覺如何？
沈善炯：我對美國社會的印象不太好。雖然老師、同學對我很好，但種族歧視現(xiàn)象在美國還是很明顯的。前面我已經說過，在咖啡館端盤子時，我遭到過歧視。后來因為學習過于刻苦，身體瘦弱的我一度患了肺結核。為免傳染給他人，我決定到學校外面去單獨租房子住。街上有不少“房子出租”的廣告，但一去，房東知道你是中國人，對不起，他不出租。這也是明顯的種族歧視，令我感覺很不舒服。我把此事報告給了學校，學校馬上來查。一查，那些房東們就怕了。所以后來我順利租到了房，而且房東還特別優(yōu)待我——她害怕招待不周會攤上種族歧視的官司。要知道，美國的憲法是管用的，而種族歧視是違背美國憲法的。美國確實有不少毛病，不過它的好處是，能對被指出來的毛病設法加以改正。
熊衛(wèi)民：您在加州理工的同學鮑文奎回國之后，研究工作受到米丘林-李森科派的很大干擾（1953年禁止鮑文奎用秋水仙素進行人工多倍體誘變研究，1954年將他播下的多倍體實驗材料全部鏟除），您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問題？
沈善炯：我直到1974年才回到遺傳學領域來。此前我主要做抗生素、微生物學、生物化學方面的研究，因此，沒有受到米（丘林）派的干擾。為避免干擾，在青島遺傳學會議上，我并沒有就捍衛(wèi)遺傳學而發(fā)言，這使得摩爾根派的一些遺傳學家對我有看法。但在廣州會議之后，談家楨曾經這樣評價我：“老沈，掛了一個微生物的牌子，暗中在研究遺傳學。”在那次會議，以及隨后制訂十年規(guī)劃的會議中，我曾經明確反對把米派的所謂遺傳學列入規(guī)劃。中國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李森科的人是胡先骕先生，因此他一直未能當選為學部委員。在廣州會議后，反對李森科東西的人就比較多了。
熊衛(wèi)民：1950年代有人逼著您對李森科那套東西表態(tài)嗎？
沈善炯：沒有。當時一般人不知道我是學遺傳的。到1974年時，工宣隊突然叫我搞遺傳學。我想來想去，最后選擇了做生物固氮基因研究。這樣能服從當時政府的號召：理論要聯(lián)系實際。
創(chuàng)新的土壤更重要
熊衛(wèi)民：1950年代，像您這樣從海外留學歸來的有兩千多人。大家熱情澎湃，特別想獻出自己的才能，建設自己的國家，可為什么有相當多數(shù)未能取得突出成果，以至于到年老時遺憾自己壯志未酬呢？
沈善炯：建國之后，我們有很多時間被浪費掉了。我一直在講，創(chuàng)新就是爭時間。你不去做也行，人家會去做。如果你浪費時間，創(chuàng)新就不用談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有幾個好學生，已經開始了一些很好的實驗，可是因為“大躍進”、“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那些工作停止了。很可惜，好多工作都不能做了。等我們后來能夠做工作的時候，可又年事已高，沒多少時間了。哎呀，現(xiàn)在想起來我都非常難過。
熊衛(wèi)民：時間當然是一個原因。除這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呢？改革開放都已經進行很多年了，在我們國內依然沒有做出特別優(yōu)秀的成果。我在著名科學史家董光璧研究員2002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讀到過他的一個結論：“中國目前還少有開拓新領域和劃時代性的研究工作。人口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對世界科學的貢獻率還只是萬分之幾”。
沈善炯：我們在科學上做的貢獻不夠多，科學家自己的原因當然要考慮，但也有科學管理上的原因。說個笑話。國外的公務員叫officer，意思是在辦公室做事的人。我們中國的公務員，過去叫“官”，來自“管”；現(xiàn)在不叫官了，個人做錯一件事關系不大，但如果領導錯了，那就非常糟糕。而我們的領導是怎么領導的呢？
熊衛(wèi)民：科學方面，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們倡導的都是計劃研究，而反對自由研究。
沈善炯：計劃有其道理。一些急需的項目，國家確實要開展，比如我，因為李森科主義肆虐的關系，在1950年代改行搞抗生素，我覺得這方面的工作確實有必要。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不能排斥自由研究，不能動不動就去批判別人，中斷他們選擇的研究?？茖W上自由思想、獨立思考的精神建立不起來，這是致命的。不時聽到人說，現(xiàn)在某項得到諾貝爾獎的工作他們過去也曾做過，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繼續(xù)，結果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與諾貝爾獎有多近，而是為什么會擦肩而過？很多時候是因為自己不夠堅持，趕時髦去了，這樣的人，即使沒有中斷該工作，也是得不到諾貝爾獎的。真正得獎的人，對所研究的工作必然有濃厚的興趣，以至于忘記自己，尤其是一些小的利益。
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國家發(fā)展科學有一個方針，叫作“有所為，有所不為”。作為一個戰(zhàn)略方針，根據(jù)我們的國情，應用研究方面多一點，基礎研究方面少一點，這樣做是可以的。但對于具體的基礎研究，你怎么去確定“有所為”或“有所不為”的對象？數(shù)學家楊樂有句話講得很好，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是科學家的好奇心和濃郁的興趣?；A科學研究于何時在什么方面取得大的突破，這是很難被計劃的?？茖W史上的大量案例表明，得到出乎意料的結果，意義可能很大；得到意料之中的結果，意義有限?？茖W家向什么方向去創(chuàng)新，得主要由他們自己來定。
政治運動不但把工作中斷了，還產生許多不好的效果。比如說，現(xiàn)在的浮躁風與以前的政治運動就有關系。很多工作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就的。還有，對老科學家長期積累的工作，現(xiàn)在往往不問青紅皂白，一概斥之為知識老化。對于這種話，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像朱洗、童第周等人的一些工作，是很好的，是值得延續(xù)下去的，可它們卻被一些后輩輕率地扔掉，真是很可惜。不要受框框的限制，要有創(chuàng)新，這是對的。但同時也要記住中國的一句古話——推陳出新。沒有基礎，是難以創(chuàng)新的。
熊衛(wèi)民：現(xiàn)在國內做生物固氮的人也不多了，是嗎？
沈善炯：是的，現(xiàn)在它不是熱門了，用句不好聽的話，這方面的工作已經不時髦了?？晌疫€是堅持做。在加州理工學院，趕時髦是被人瞧不起的。我有個老師叫路易斯，人家弄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他還搞他的經典遺傳學，后來得了諾貝爾獎。
2004年要召開國際生物固氮會議，有人請我寫幾個字。我說我寫幾個字可以，但我這個人是不討人歡喜的——報紙上對我有報道，題目是“一個帶刺的倔老頭”。我這個人，不管是對是錯，都只講我的真心話。我題的詞為：“生物科學的進展依賴于不同學科的相互綜合，科學家之間的協(xié)作，這是時代精神。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源于長期工作的積累。”后面這句話，我是有所針對的。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是科學的精神。加州理工學院密立根校長認為，科學是一個整體，這是其治院精神，所以加州理工學院與其他高校不一樣，不設department（系），只設division（組）。諾貝爾獎得主鮑林是化學家，他重視化學和生物學相結合，獲得諾貝爾獎。比德爾是遺傳學家，他把遺傳學和化學結合起來，搞生物化學遺傳，也獲得諾貝爾獎。他們都在獨立思考的同時與不同學科的學者合作，所以能做出獨創(chuàng)性的成果。只是簡單跟風，是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做出創(chuàng)新的成果來的。
比如說（現(xiàn)在）倡導學科交叉、交叉學科，這很好，可問題是怎么去做，由誰來做。通過行政手段把一些研究所并到一起，這就叫學科交叉了？我在加州理工學習時，多個學科的杰出科學家都研究同一個對象，結果產生了分子生物學，生物科學一下子出了7個諾貝爾獎金得主。為什么他們能夠交叉成功？頂重要的是因為大家志同道合。只要志同道合，根本就不是空間距離所能阻隔的。
還有房子的問題。有時候，物質條件并不那么重要。1976年，我到英國去參觀了沃森他們當年工作的地方，只不過是一些油氈房子。在那樣差的地方，為什么他們仍能做出那么優(yōu)秀的成果？加州理工學院保留了很多舊房子，這是有道理的。那里有一句話：保持優(yōu)良的傳統(tǒng)，迎接新的挑戰(zhàn)。那些舊房子能夠告訴后人，曾經有很好的科學家在這里創(chuàng)新，這是很有教育、激勵意義的。而我們呢？我覺得很奇怪，不但不保留那些具有歷史價值的舊房子，還要拆掉蠻好的房子去蓋新的。
熊衛(wèi)民：愛因斯坦做狹義相對論時，也沒什么錢，經濟環(huán)境很糟糕。跟他們那個時候相比，我們現(xiàn)在的條件好多了，為什么老出不了特別好的成果？
沈善炯：1989年時，有人向到北京大學訪問的李遠哲問了一個類似的問題：“為什么我們中國沒有諾貝爾獎得主？”他講了一句話：“首先得有產生諾貝爾獎的土壤。”我們向西方引進了科學的種子，卻沒有把適應科學創(chuàng)新的土壤引進過來。五四運動在提“賽先生”的同時還提“德先生”，兩者密不可分。光造點房子，買點設備，給“長江學者”們投點錢，不可能產出國際一流水平的科學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