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從組織、牢記使命
上世紀50年代初期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在黨破舊立新、知識分子不斷思想改造時，山西九三學社正要籌備準備吸收成員。葉衍增教授及黨委動員曹連吉、徐大毅、李煥鐸和我等青年教師參加。當時我們?nèi)侵涛慈肴魏吸h派，黨委的一句話觸動了我，至今銘刻在心，那就是告訴我們加入民主黨派也是做黨的助手工作，是榮譽的擔子。我遂于1956年底加入了九三學社。60多年過去，回首往事，雖有一段坎坷，但體會更多的是組織的溫存和待遇的充實感，牢記這使命也是為人民服務。
二、榮譽多、貢獻少
參加醫(yī)學院的支社后，李煥鐸在醫(yī)學院支社任秘書，我當過小組長及副主委。1966年后支社停止活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恢復了組織生活。當人們還心有余悸時，我已開始積極為社工作，繼續(xù)發(fā)展一批新社員。1985年我榮獲省各界人士為四化服務作出顯著貢獻積極分子榮譽證書；被選為第八屆社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yún)⒆h委員、中央和省的婦女委員，及第六屆省政協(xié)委員等。20世紀80年代，《人民日報》在紀念許德珩許老事跡的版面上刊了許老和我握手的照片。組織和群眾惠予我不少榮譽，對比自己既不是什么旗幟性人物，也沒有卓著的貢獻，我僅是個默默無聞只工作不張揚的普通社員。
退休后，1994年至新世紀初在京城打工時，為連續(xù)過組織生活，我參加了北京市第四綜合支社（是北京市九三的模范支社，由京城各單位成員組成）的活動。每月由西直門外到東直門外去過組織生活，會上聽到大家暢所欲言，提出許多建設性意見，會場活躍，形式多樣。因我為支社作了點貢獻（請知名的中央同志為九三作報告），年終表揚我并贈禮品。我和李煥鐸七十大壽時，支社為我們送了三層一尺多高的大蛋糕，并在全組社員大會上為我倆祝壽，我深深感念社如家人的溫暖?；靥螅啻螌懳恼陆榻B他們的工作經(jīng)驗和民主作風，以供相互交流。
三、與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
不論我有什么成績和缺點，每走一步都感受到黨的關懷和鼓勵。五七年反右時，我以小組長身份帶頭交心十余條（多數(shù)是牢騷和意見），若被打成右派就只其中一條也夠分量。當時不知深淺地過了關。數(shù)年后任主委的穆培貞老師告訴我，是當任的仝玉一書記說我是直言快語之人，才未被劃成右派。至今欣慰而汗襟。八九年事件，由于我隨學生游行一段，有人提出批我為反革命時，校統(tǒng)戰(zhàn)部長反對、省社委任存孝秘書長不同意、社中央組織部長趙偉之做我的工作，安慰我不要為此背包袱。
和黨委的多年保持關懷與相通的關系，是上級與下級的領導關系，還是諍友關系。20世紀60年代的高勃書記能向我征求對他報告發(fā)言稿提出意見一事，使我永記在心。在回憶高勃同志的《風范長存》一書中，我寫出我的感想和懷念，頌揚了他的高尚品格（詳見《風范長存》醫(yī)學院版的第185—191頁：深情回憶高勃書記）。
退休后于2003年4月，醫(yī)科大黨組織部批準我為正式光榮的共產(chǎn)黨員，是我晚年莫大的慰藉。我以一個交叉黨員堅持交兩邊的黨費及過兩邊的組織生活，更廣泛地接觸群眾，向大家學習，助人為樂。
四、古稀之年還須多發(fā)揮余熱，為什么？
我和老伴李煥鐸在新世紀初由京回校后，除按時過組織生活及交納社費外，并相互協(xié)助在院刊、社訊、城市小報、內(nèi)部印出發(fā)表共計甘余篇非專業(yè)性文章。
李煥鐸由北京回來后常把北京市九三第四綜合支社的經(jīng)驗感受介紹給大家。他精力旺盛得像變了一個人。他是1953年由北師大物理系畢業(yè)后調(diào)來我院物理組的第一位教師（籌建物理組），加入九三后任秘書工作，開會作記錄。他每次開會極少發(fā)言，會下也少聯(lián)系人。為什么古稀之年應該是老態(tài)龍鐘過悠閑生活的老爺子了，卻像小伙子一樣爬山、游泳，開會必發(fā)言，并協(xié)助年輕成員做秘書工作?有時我在開會時坐在他身旁，警告他不要亂說惹人討厭，以為他患了老年癡呆癥的初期癥狀。曹連吉說煥鐸由不發(fā)言到有言必發(fā)是“鐵樹開花”了。因為我支委一直沒有脫產(chǎn)干部，近來他還主動幫社組織部長騎車至二院、桃園宿舍挨戶送社訊。經(jīng)過一段觀察，他是正常的、積極的，心情是愉快的。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社會在與時俱進向前發(fā)展，使他煥發(fā)了青春，發(fā)揮余熱，為忙碌在崗的青年支委們盡義務、做協(xié)助工作，是他一樂！沒有架子毫不利己，通過工作體現(xiàn)對組織的熱愛，也是又一層的“傳、幫、帶”吧?。罹障悖?/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