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民主、科學是九三學社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是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自九三學社成立以來的60多年中，一代一代九三人都在努力秉承和弘揚愛國、民主、科學精神，辛勤耕耘著九三學社的精神家園，卓有成效地推進政治交接和多黨合作事業(yè)。周老正是這一代一代九三人中的杰出典范，他身上始終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體現(xiàn)著真正、純粹而高尚的愛國、民主、科學精神，這無疑是對九三學社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核心價值內(nèi)涵的最佳詮釋。僅先舉一例，周老作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享受著一般人極其羨慕的“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國家級政治榮耀和優(yōu)厚經(jīng)濟待遇，但他從未安心享樂，更從未忘乎所以，晚年時大智無雙地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真心話：“這一輩子不是我所追求的！”他視科學為生命，視求真為首務，深知科學與官位一般不可兼得，有時甚至難以兼容，經(jīng)常本著科學家良知向上級提尖銳而精辟的諍言，還多次與眾不同并堅定不移地要求上級減少他的兼職。有人認為周老治喪的政治規(guī)格太低，與周老一生重視科學和求真、輕視官位和權貴而得罪了某些上級領導有關。丁石孫先生說周老像一座大山：“離得越遠，對大山的雄偉氣勢感受得越深刻。” 武際可先生說周老像一條大河：“他是一個有鋒芒的人”，正直敢言，不畏權勢，“有人沉默、有人順從、有人阿諛時，他能像大河奔突著向前。”
周老身上始終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體現(xiàn)的真正、純粹而高尚的愛國、民主、科學精神，對那些擅長整天空喊口號而自己很少真正踐行，甚至待人苛刻虛偽、言而無信而完全背離民主科學、實事求是，或者只是高智商、超精致地耍玩口號以自私自利、沽名釣譽并自欺欺人、自鳴得意甚至忘乎所以者而言，確實是極大諷刺，確實是發(fā)人深省，也確實是不比不知道而一比嚇一跳。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自欺欺人、自鳴得意甚至忘乎所以的以自我為中心者，為什么對自己的假話、辱言和失誤從不解釋，永不認錯，總是幼稚地低估他人的悟性和善意？難道真的一點都不知道他人早已悟出真假、榮辱和是非而實在不忍心揭穿?正如周老所說：“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思想路線的基本點。做科學工作、做教育工作和人生旅行 ,離開了這一條就會走入歧途。眾所周知 ,國內(nèi)外歷史上 ,有的人不實事求是 ,靠耍陰謀、玩騙術、施詭計得逞一時 ,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都無一例外的是遺臭萬年。”周老說得多么真實誠懇，又多么深刻獨到！“做官”成功往往“做人”失敗，“遺臭萬年”說明“做鬼”更失敗。可見真假早有人知，毀譽莫非民意！其實這就是最終的民心展現(xiàn)，這就是公正的歷史評判。我作為在北京大學已學習和工作30多年、在九三學社中央已工作10年的后輩，深為北京大學和九三學社擁有周老這樣光明磊落、正直求真、思想深刻、人格獨立，并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受大家真心景仰和由衷愛戴的杰出前輩而榮幸和自豪！
一、從周培源看愛國
據(jù)周如玲女士《我的父親周培源與清華大學》 一文記述：“父親的青年時代常?？匆娫谥袊念I土上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nèi)’的牌子。父親到上海讀書后有一次和同學在外灘的草坪上漫步，竟被一個看管給轟出來。父親氣憤地問：‘我們?yōu)槭裁床荒茉谶@上面走走？’那個看守竟說：‘中國有一天強大了，你們就可以在這上面走了。’這對熱血方剛的父親雖是一個極大的侮辱，但‘只要中國強大了，就可以在上面走了’卻是銘心刻骨。軍閥連年混戰(zhàn)，百姓民不聊生，國民黨對外卑躬屈膝、喪權辱國；對內(nèi)卻橫征暴斂、欺詐掠奪。五千年文明古國幾近葬送在這批豺狼腐蠹之手中。怎能忍看而無為？年輕時的父親，想的就是如何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國強大，能讓自己的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隨意行走，再也不受外國人的凌辱。‘求變’已是父親這一代有志之士的座右銘。為此，父親選擇了科學救國之路。”
20世紀初，美國依利諾大學校長詹姆斯在給總統(tǒng)的《備忘錄》中曾說：“中國正面臨一次革命……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yè)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獲。如果美國30年前已經(jīng)做到把中國留學生潮流引向這個國家來，并使這潮流擴大，那么，我們現(xiàn)在就一定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fā)展，使用從知識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可見，美國同意用部分庚子賠款辦學，只是想通過為中國培養(yǎng)人才的辦法來進一步控制中國。但很多清華學生得知自己是拿庚子賠款學習，更加發(fā)憤圖強，刻苦攻讀，以便出國深造，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周老便是其中之一。
1924年，畢業(yè)于清華學校的周老赴美學習，先入芝加哥大學，后至加州理工學院，1928年以理論物理獲得博士學位，并獲得加州理工學院的最高榮譽獎。1929年，胸懷愛國之心的周老毅然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年僅27歲。
1943年，周老又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繼續(xù)研究湍流。1945年在美國《應用數(shù)學季刊》發(fā)表《關于速度關聯(lián)和湍流脈動方程的解》一文，這在湍流理論上是被國際同行公認的卓越學術成就。這也使周老有機會以科學為武器參與反法西斯斗爭，美國政府邀請他參加美國國防委員會戰(zhàn)時科學研究與發(fā)展局的科研工作，主要從事魚雷空投入水項目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戰(zhàn)時科學研究與發(fā)展局解散，不久又成立海軍軍工試驗站，繼續(xù)從事軍工研究。美方邀請周老參加，年薪高達6000多美元，但要求必須加入美國籍，被周老婉言謝絕。因為他考慮當時赴美參加反戰(zhàn)科研工作，是為了共同打敗日本，間接報效祖國；現(xià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已結(jié)束，應盡快歸國工作，直接報效祖國。其實這次他一到美國，美國移民局就邀請他全家加入美國籍，他對此一笑置之。就這樣，周老毫不留戀美國的豐厚物質(zhì)待遇和良好工作條件，抱著報效祖國的堅定之心，帶領全家于1947年4月又回到清華大學工作。那時清華大學教授的年薪僅相當于300美元，還不到在美國年薪6000多美元的二十分之一。
此外，當別人詢問周老為什么會從相對論研究轉(zhuǎn)向流體力學方面研究時，他說：“當時我認為相對論不能直接為反戰(zhàn)服務。作為一個科學家，大敵當前，必須以科學挽救祖國，所以我選擇了流體力學。”有人認為，在周老等科學家身上有許多東西，不是一句“愛國主義”就能道盡的，更多的是屬于知識分子的操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二、從周培源看民主
丁石孫先生說：“周老的民主作風很為了解熟悉他的人稱道，他不管與什么人討論問題，都能以平等的態(tài)度，從不以權威自居，以勢壓人。周老的民主作風反映了他對人際關系的樸實看法。” 據(jù)梁從誡先生在《記學術勤奮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一文中回憶：“在我所熟悉的許多老一輩著名教授學者中,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在內(nèi),像周老這樣,辦事能力這么強而又這么隨和,生活上興趣這么廣而自奉又如此淡泊的,他幾乎是僅有的一位。”“周老的平易表現(xiàn)在他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在家里,他對待晚輩非常平等, 從不訓人,更少有疾顏厲色。一些學生、同事來訪即使有他所不贊成的言行,也總是用商量的口氣進行說服,沒有提高過嗓門。其實, 有許多事他并非真的不動感情,但他從不感情用事。常常地他參加某個會議, 或與某負責人談工作回來后,會長時間地沉默不語,顯然心情沉重。但作為晚輩,我們卻極少聽到他發(fā)牢騷、背后埋怨別人。在我所認識的老一輩學者中,他在這方面是特別嚴于自律的。”
周老家庭和睦，非常民主。林家翹先生說：“周先生說過他家中是非常‘民主’的，我們看到的也確是如此。有時他自己的意見與家中人不同時，就要笑著說‘陰盛陽衰’。所有事情都是大家討論的。記得如玲有一次親眼看見許多特異功能的實驗，但是周先生卻不相信，于是二人便辯論不休。” 據(jù)《西南聯(lián)大的愛情往事》 記載：周如蘋這個最小的姑娘和爸爸最親，十四五歲的時候，還喜歡像小朋友一樣，以百米沖刺的速度飛奔過來，跳到爸爸背上。他不似中國傳統(tǒng)父親那樣正襟危坐，姑娘們都被他寵得“沒大沒小”，如蘋總是“笑話”他，說他“一天到晚愛來愛去”。他不僅不以為忤，還點頭稱是，別出心裁地編了一首順口溜：“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愛，老三我最寵，老四我喜歡。”并把這順口溜天天掛在嘴邊。周家居住在燕南園56號，庭院中遍植櫻花。櫻花樹均由周老打理，他極愛花，還常常戲稱家中有“五朵金花”，其中四朵是女兒們，另一朵是王蒂澂。每年春天，他們都要結(jié)伴出門踏青，他一路攙著她的手，生怕她磕著碰著。他對她好到連女兒們也“嫉妒”了。每次一起郊游，拎著大包小包的女兒總在后面無奈地喊：“對不起！麻煩你們兩位分開一會兒，幫我們照看一下東西。”王蒂澂習慣遲起，每天早晨，他都會在她睜開眼的時候，對她說：“我愛你。”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生了一場大病，再也站不起來了?？墒?，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每天一大早跑到她床前，問她：“你今天感覺怎么樣？腰還疼不疼？別怕困難，多活動……我愛你，六十多年我只愛過你一個人。你對我最好，我只愛你！”那一年，她已經(jīng)八十歲了，他也已年逾九十，他們都老了。他五十歲上下右耳便失聰了，從那時起，說話就不由自主地“大聲嚷嚷”。他自己聽不見也生恐別人聽不見。每天早晨，他對她的“表白”也嚷嚷得眾人皆知。長大了的女兒，聽到老父親的綿綿情話都忍俊不禁。她不好意思，嗔道：“你好煩啊。”他笑，他的笑容還是那樣澄澈明凈。她突然想起，曾經(jīng)他也是這么笑著看她，在昆明的“華龍”馬上，在香山療養(yǎng)院高高的窗臺上，在師姐劉孝錦家的宴會上。他看著她，笑得如同小孩子；她望著他的笑臉，無聲地哭了。
周老與鄰居關系融洽，氣氛歡樂。據(jù)《泱泱大師，錚錚風骨》 一文記載，1956年春節(jié)，北京大學燕南園周老家成了一個歡樂的中心。孩子們歡快地放完開門炮，紛紛前來向軍屬“周大爹”、“王老師”拜年。王老師會講有趣的話，逗得孩子們嘎嘎直樂，完了，還給孩子們每人抓一把糖果點心。周大爹眉宇間滿是歡笑，會和孩子們在院子里比賽單足蹲起，直到站不起來。一旦摔倒在地上，便開懷大笑。
周老極其關心、愛護和幫助學生和助手。例如，他的學生于光遠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無法繼續(xù)下大功夫撰寫畢業(yè)論文《坐標系在引力場中的運動》，他很關心和同情于光遠，盡力指導和幫助他完成畢業(yè)論文。于光遠幾十年來一直懷有對不起恩師精心指導的歉意。1970年初春，周老為了給一位助手打招呼，要他不要參加“四人幫”的瞎批判，一大早就親自到北京大學招待所給這位助手送行，并一直把他送到332路公共汽車站。后來，這位助手被扣上多頂政治帽子，處境十分孤立。周老得知后，讓人捎話給他：“不要悲觀嘛！今后說話注意一點就行了，歡迎繼續(xù)到我家來做客。”感動得這位在幾十次批斗會上沒掉過一滴眼淚的男子漢，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旦得到了親人的關懷和理解，忍不住嚎啕大哭。黃永念先生說：“周老是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之一……我是周老家中的?？汀Ｃ看稳サ臅r候，周老總要親自為我們倒茶和沖咖啡，幾十年來都是如此。當我們端起茶杯，看著他老人家滿頭銀發(fā)，心里總是熱乎乎的。有時，由于討論問題時間很長，耽誤了食堂用餐的時間，周老總是熱情地留我在他家用餐。時間久了，我就越來越感到周老一家的親切與溫暖。” 丁浩剛先生說：1985年“我們一家3口住在集體宿舍3樓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天晚上8點多鐘，周先生由他的警衛(wèi)攙扶著站到了我的門前，我和愛人都激動不已，忙把他請到屋里，我坐在床上，周先生坐在屋里僅有的一把椅子上，他的警衛(wèi)則站在旁邊。周老關切地問我們的生活情況，問我愛人工作的安排，后來又拿出了一篇文獻跟我討論了一會兒才離去。我送他下樓，看到樓門前停放著小車，周師母已經(jīng)在車里等了10多分鐘。” 王淦昌先生說：“當周老幾次因病住院，為探討學術、修改論文，多少次把學生召至病榻前，逐點討論、逐句修改。甚至為使學生到國際會議上去嶄露頭角、為國爭光，曾提出：‘你去宣讀這論文，我為你出出國旅費！’這般視學生為親生，舔犢之情，不知有誰能聞之而不動容！”
周老對向他求教、求助的所有后輩都樂于指點幫助。多年來經(jīng)周老親筆引薦出國留學深造和登上國際科技舞臺的，確實數(shù)不勝數(shù)。他住在北大燕南園56號達30年之久，據(jù)說家門對所有客人都是敞開的，無論是誰都可隨時推門而進，也都會受到很好的接待。周老待人民主，生活樸素，有位女士突然去他家拜訪，看見他穿著一件帶破洞的背心，他趕緊致歉：不好意思，不知有女士來訪。周老致歉不是因為背心帶破洞，而是因為不應在女士面前只穿背心。
周老身上的民主還體現(xiàn)在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敢于向上級如實反映問題，也敢于在會議上力陳真知卓見。例如，1954年9月，北京市高校黨委辦公室派人到北京大學調(diào)研，周老反映問題直言不諱：“科學工作者如何發(fā)揮作用問題，至今未很好解決，幾年來科學工作者雖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覺得發(fā)揮力量不夠，英雄無用武之地，懷才不遇，心里總是很不開朗。這種感覺很普遍，覺得黨沒有把我們的才能肯定下來。”當時主管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常務書記劉仁讀到此處時，特意用鋼筆在文件原件上畫了長段的粗線，在“黨沒有把我們的才能肯定下來”下又多畫了一道粗線。周老常對女兒們說, 當上級領導不懂科學的時候, 科學家一定要說真話，否則豈不是要把領導引入歧途? 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學家本性。
1962年2月，周老在北京大學專門研究學校領導體制問題的會議上也是直言不諱：“知識分子管行政就要有三權：人權、財政權、發(fā)言權，過去都剝奪了。”“人權方面，一九五八年以來相當混亂。配備教研室副主任，常常不和正主任商量。”他接著列舉了兩個實例：“如高崇壽當理化物理教研室副主任，校委會通過了，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王竹溪還不知道。我那教研室配了兩個副主任，我在校委會討論時看了名單才知道，其中一個我就認為很不合適。”周老談到發(fā)言權時說：“發(fā)言權方面問題大，很多人不發(fā)言。”“任命幾位副校長后，大家發(fā)言可能積極一些，但要知識分子暢所欲言，還需要做許多工作。”周老談到大批判時說：“如對量子力學的批判就很有問題，運用了一些哲學概念，并沒有能把科學問題講清楚。對熱力學的批判傷了王竹溪，當時也搞到我教的流體力學，有同學找我，硬說有的理論與實踐不符，是唯心的。這個運動有些地方，做得太急躁簡單，甚至粗暴。例如要唐有祺在課堂檢討十五分鐘。傷了一些人，不可能一下子都解決，需要通過一些具體工作慢慢解決。”有人評論說，當時面對這種粗暴的運動方式，周老實際上無可奈何，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裂變、瘋長而至爛熟。
三、從周培源看科學
周老在總結(jié)自己做人做工作時說：“我是做科學工作和教育工作的，自然一開口也離不開科學問題和教育問題。我做科學工作、做教育工作和‘做人’的‘秘訣’，也就是我數(shù)十年所信奉的格言‘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鍥而不舍，以勤補拙’。”“鍥而不舍就是像錐子一樣，數(shù)十年緊緊地錐住它，就是鋼板也會錐出個孔來。如果一個人有這樣的精神和毅力，總是可以做好幾件事情的。”
周老教了一輩子書，有些課程內(nèi)容已熟得可以“倒背”出來，但每次講課他都認真?zhèn)湔n，寫出新的講課提綱。一位幾十年前聽過周老課的院士說：周老非常注意啟發(fā)誘導學生開動腦筋，“第一次聽周老講理論力學課時，他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從未思考過的問題：牛頓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歸結(jié)為兩大定律？這一下把我們都難住了。然后，他一步步向我們解釋牛頓力學并不是孤立的沒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論都有它的內(nèi)在邏輯。正是這第一課激發(fā)起我對理論物理學的濃厚興趣。”
據(jù)周老的學生回憶，每當周老拿到學生的學位論文后，不僅逐段逐句斟酌，反復修改，而且親手推導驗證有關公式，對標點符號、圖注、目錄和頁碼都仔細校核。他青年時期和耄耋之年的研究生都說，“在我們撰寫的博士論文及發(fā)表的有關論文中，浸透著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論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達，無不經(jīng)周老數(shù)次悉心修改。”1987年，剛畢業(yè)的博士李永貴提交一次學術會議的論文英文摘要，經(jīng)周老審閱后，“密密麻麻改了幾十處，除了新添的內(nèi)容外，所有的語法、單詞拼寫和標點符號的錯誤都不放過，并讓我按修改后的稿重新打印好再送他看。如此折騰幾次，他才放行。當我將這整頁密密麻麻改過的原稿拿回宿舍讓其他同學看后，他們無不感慨地說：‘周老這么大年紀了還這樣認真，實在難得呀！’后來我才知道周老對其他研究生的稿件也都是如此認真修改，從不隨便放過。”
據(jù)武際可先生回憶，周老曾讓哲學系的一位老師和他幫助寫篇文章，在周老托《人民日報》打印200份寄出征求意見時，“發(fā)現(xiàn)在作者署名處，把我的名字脫漏了。我告訴他說，這篇文章我做的事很少，幫老師做點事也是應該的，就不要署我的名字了。豈知他卻不以為然，以80多歲的人，硬是將200份逐份用筆添上我的名字。這件事雖小，卻使我明白了一個大道理。一個為人正直的人，是特別尊重別人的勞動的。把掠人之美看作是和偷盜一樣的可恥。”
據(jù)章道義先生《周培源：中國科教界一顆明亮的星》 一文記述：“直到他已進入耄耋之年，在很多人看來早已功成名就，本可頤養(yǎng)天年之時，他還在孜孜不倦地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散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平時無論工作多忙，只要一回家，不是坐在書桌旁打字，就是專心致志地推演公式。他說，自己不動手演算，怎么能體驗到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又怎么能指導好學生呢？1980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當訪問教授，房間的空調(diào)機壞了，人坐在屋里都直冒汗。他穿了一件背心，坐在書桌前一動不動地演算著，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幾天后，他把算稿拿給他的同在美國的三女兒核對。五六頁的算稿，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各種公式、符號，加起來少說也有近萬個符號。他女兒核對下來，只發(fā)現(xiàn)有一個張量的下標，在謄寫時抄錯了，頃刻被感動得熱淚盈眶。‘要知道，那時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周老多次在學術會議上說：“一個新理論提出來，第一，要看它能不能說明舊理論已說明的物理現(xiàn)象；第二，要看它能不能說明舊理論所不能說明的物理現(xiàn)象；第三，要看它能否預見到新的尚未被觀測到的物理現(xiàn)象，并為新的實驗所證實。這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廢。”
“四人幫”推行實用主義，輕視基礎理論研究。有人認為這使中國科學界與教育界處在一片迷茫之中。中國自五四之后覺醒的科學與民主意識，面臨著一次空前的危機。中國向何處去?是向愚昧與專制倒退，還是向科學與民主前進?深厚的學養(yǎng)與強烈的科學信念，又一次使周老按捺不住心頭郁憤，破門而出，高舉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科學大旗，頂著兇猛的潮流成為當時眾望所歸的科學界的中流砥柱。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報》發(fā)表周老《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猶如驚蟄春訊，在國內(nèi)科學界、知識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在極左思潮橫行、形而上學猖獗的“文革”時代，人們已經(jīng)很長時間沒有聽到這樣的至理名言了。人們也欽佩周老敢于反潮流的大無畏的勇氣，能夠為人民、為科學仗義執(zhí)言。許多人評論，此文是戰(zhàn)斗檄文，有理有論，有膽有識，是對“文革”中泛濫一時的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的批判，是對反科學的無知妄說的一聲棒喝，強烈地刺痛了那些極“左”的經(jīng)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分子，從科學的來源與發(fā)展的規(guī)律上，否定了他們的淺薄與虛妄。文章以科學大師的權威，正氣凜然的錚臣的風骨，使中國科教界科學民主精神激揚，人們的心緒為之抖擻。“四人幫”找人寫文章逐字逐句批判周老此文。 但當時年逾古稀的周老在黑風惡浪面前沒有屈服，沒有被壓垮。白發(fā)清亮，鐵骨錚錚。楊振寧先生贊嘆道：“大家對周先生很佩服，因為他不怕壓。”
1981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發(fā)表周老《訪美有感——關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幾個問題》一文，這是他長時間訪美的體會，也是他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考。周老深知，一些言語會使一些人不快，但為了國家的教育事業(yè)，他不能不說。此文提出，在高等學校里，“‘左’的危害由來已久”，自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以來即有多次失誤。“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解三尺之冰，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為了適應現(xiàn)代化的需要，高等教育必須改革。改革高等教育，不妨從選拔人才(教師隊伍)，培養(yǎng)人才(學生教育)，活躍學術，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幾方面著手?？偨Y(jié)經(jīng)驗，認真分清路線是非，團結(jié)多數(shù)，進行堅決而又穩(wěn)妥的改革。”有人評論：“一個年近八旬的老教育家，在行將告退教育崗位之前，把他的肺腑之言，都吐露在這一篇文章之中。千里之志，老而彌堅，深情中寓有鋒芒，為了中國高等教育，他秉筆直言，其中亦包括自我反省與自我否定。反右容易反‘左’難，雖然面臨新時期，‘左’傾頑癥有時依然猖獗，反‘左’是需要勇氣和代價的”，“真理在手，無私無畏，這個倔老頭心里十分鎮(zhèn)定。”
周老以86歲的高齡，于1988年9月率182位政協(xié)委員赴湖北、四川視察三峽工程。之后，他以一腔愛國愛民之心，以一個科學家的嚴謹求實和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忠誠耿直，向中共中央多次直陳己見。周老說：“你光給領導同志送一面之詞，讓他如何做正確判斷？幾十年里我們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說假話。”“關于三峽工程的爭論，實質(zhì)上是要不要科學，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決策民主化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宏觀決策問題，除要研究水利水電工程中的重大技術問題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觀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生態(tài)變化、系統(tǒng)工程等問題。在決策過程中，需要認真貫徹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方針，只有貫徹真正的廣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學化要求的結(jié)論。”周老在《光明日報》發(fā)文指出：“主管部門尤其不能主觀地追求興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否則會欲速不達，適得其反。再說一句，如果不經(jīng)過各個方面的反復論證，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jù)，就倉促上馬，勢必后患無窮，遺臭萬年。”蔡樹棠先生說：“周先生有著科學家應該有的堅持真理的優(yōu)良品德。出于科學家的良心，不論在多么危險的境地，他都能堅持真理。”“他具有哥白尼、伽利略的遺風。不像有些所謂科學家為了名，為了利，為了烏紗帽，為了個人安危，言不由衷隨聲附和一些荒謬言論，為一些無恥政客助威。”
有人認為，周老的思想、性格與愛因斯坦有一種心心相印的契合。其中既有繼承的濡染與影響, 也有一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氣質(zhì)感應。 1936～1937年，周老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參加由愛因斯坦主持的廣義相對論高級研討班，成為中國唯一在愛因斯坦身邊長期從事相對論研究工作的學者。在研討班活躍的學術氣氛中，在與愛因斯坦面對面地討論的啟發(fā)下，周老在普林斯頓完成了關于場方程靜態(tài)解的研究并寫成論文在《美國數(shù)學雜志》上發(fā)表。周老非常敬佩不畏權勢和強暴、為真理奮不顧身的愛因斯坦。據(jù)奚學瑤先生《科學與民主的時代跫音》 一文，無論是從感性還是理性,是科學還是人品,像周老如此深刻地認知和理解愛因斯坦,在中國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人。愛因斯坦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和一位富有哲學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時還是一個正直的、有高度責任感的世界主義者。凡是他所經(jīng)歷的重大政治事件, 他都要公開地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會黑暗和政治迫害, 他都要公開譴責。愛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寫道：“在長時期內(nèi)，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fā)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無論是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同德國納粹的斗爭,還是50 年代同美國麥卡錫份子的斗爭, 都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種昂然獨立的政治人格。在希特勒和納粹迫害猶太人時，愛因斯坦是德國為數(shù)不多的敢于公開譴責希特勒的人。而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愛因斯坦也公開譴責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和種種暴行。愛因斯坦還精辟地指出:“政治是暫時的，方程是永恒的。”“誰要是把自己標榜為真理和知識領域里的裁判官，他就會被神的笑聲所覆滅。”“要是沒有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有創(chuàng)造個人，社會的向上發(fā)展就不可想象。”“人只有獻身于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用專業(yè)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yè)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fā)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chǎn)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yè)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fā)展的人。”“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 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nèi)Q于品格的程度,也遠遠超過通常認為的那樣。”
1970年4月，陳伯達找周老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周老以科學精神捍衛(wèi)科學，旗幟鮮明地表態(tài)：“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倒。廣義相對論有爭議，可以討論。”“討論，也是物理學家的事。”直接把陳伯達頂了回去。有人認為，周老完全是憑著科學家的良心,說的是自己的真心話。他是“高舉科學的骨頭前進”的科學家,不是察言觀色的“氣象學家”。他的政治氣象學學得極差。當時在權勢顯赫的陳伯達面前,犯顏直言,輕則遭冷遇,重則甚至會危及身家性命。周老不會不懂得, 陳伯達來北大,目的就是要抬出他這塊所謂“愛因斯坦學生”的金字招牌,去號令天下,發(fā)動群眾批判愛因斯坦。如今“敬酒不吃吃罰酒”,又將如何? 周老不會忘記,1967年陳伯達來北大,曾親口提議讓周老當北大校長, 今天批判愛因斯坦,不正是立功的機會、晉升的階梯? 倘換一個看風使舵之徒,恐怕早就順竿而上、順風扯旗了! 有人指出，在人生的又一個關鍵時刻，周老顯示了自己的剛正。在政治湍流中，淹沒的是野心家陳伯達，矗立的是科學家周老。
除愛因斯坦外，與周老和愛因斯坦關系都很密切的楊振寧先生也值得提及：1972年7月,楊振寧先生參觀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后, 直言他們的基礎理論研究落后，認為不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是“目光短淺”。后來周總理說:“楊振寧講話實在, 毛主席看了他的講話后, 稱贊他。”從楊振寧先生曾批評不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是“目光短淺”的角度，同時他又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愛因斯坦講座教授，似乎不應不重視擅長基礎理論研究的愛因斯坦。但2006年3月,楊振寧先生在廣州作《怎樣評價中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報告，認為創(chuàng)新可以分為愛因斯坦、杜甫、比爾•蓋茨、任天堂四種類型，并“目光不夠長遠”地提出，以中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蓋茨這種會賺錢的人才，拿一二個諾貝爾獎沒有什么大用處。他1972年被毛主席稱贊的“講話實在”好像也演變?yōu)?ldquo;講話不太實在”，他在2005年所說“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的基礎上，在廣州又說“中國大學培養(yǎng)的大學生對中國的貢獻無與倫比”，“現(xiàn)行的教育體系應該是最有效的”，“不要急于施行高等教育改革 ”。有人評論楊振寧先生這些觀點有失諾貝爾獎得主的風采，也有違周老關于“高等教育必須改革”的呼吁。邱成桐先生很不贊同楊振寧先生的觀點，呼吁“如果中國高校的不良學術風氣再不整治，中國科技的發(fā)展將至少退后20年”。
如果說周老和愛因斯坦都是始終正直求真、“講話實在”，楊振寧先生是先“講話實在”，后“講話不太實在”的話，那么與周老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又同為中國力學學會名譽理事長的錢學森先生則是先“講話不太實在”，后“講話實在”：1958年4月29日，錢學森先生在《人民日報》第七版頭條發(fā)表《發(fā)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一文，提出“可以在一畝面積上年產(chǎn)約八千市斤的淀粉”。1958年6月16日，錢學森先生又在《中國青年報》發(fā)表《糧食畝產(chǎn)會有多少》一文，在有條件假設的基礎上，提出“稻麥每年的畝產(chǎn)量就不僅僅是現(xiàn)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2005年7月，錢學森先生在醫(yī)院對看望他的溫家寶總理說：“現(xiàn)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中“沒有一所大學”和“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措辭是極其嚴厲的，很好地體現(xiàn)了錢學森先生當時的正直求真、“講話實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科學與諾貝爾獎無緣。
如上所述，周老、愛因斯坦、楊振寧、邱成桐、錢學森等不同的科學家身上體現(xiàn)著不同形式和內(nèi)涵甚至見仁見智的科學精神。顯而易見，周老更接近愛因斯坦，其身上始終都最自然和最本色地體現(xiàn)著真正、純粹而高尚的科學精神，當然還有同樣的愛國、民主精神，至此無疑又回到了本文開篇的論點。總之，這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受大家真心景仰和由衷愛戴的周老，這就是學生祝福“一代宗師學厚仁厚情厚五洲學子同賀福如地厚，科學泰斗言高行高德高華夏晚生共祝壽比山高”的良師，這也就是周老感人事跡對九三學社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核心價值內(nèi)涵的最佳詮釋。
參考資料：
1.《中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宗師巨匠 表率楷模》第32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2.《周培源：鋒芒不畏權》，《新京報》2011年4月20日。
3.見《清華大學與中國近現(xiàn)代科技》，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中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3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5.《縱橫》2002年第8期。
6.《一代宗師》，《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2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7.遼寧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8.見《中國科學的晨曦》， 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
9.《難忘的回憶》，《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86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10.《導師•朋友•榜樣》，《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96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11.《記我良師益友二三事》，《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5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12.陳徒手《周培源——道不盡的酸辛訴說 》，《讀書》2012年第12期。
13.《誨人不倦的導師》，《宗師巨匠 表率楷模》第308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14.《科技日報》 2002年8月28日。
15.傅頤《一篇文章背后的較量》，《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16.《回憶我的老師周培源教授》，《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09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17.奚學瑤《科學與民主的時代跫音》，《甘肅社會科學》 2002年第5期。
18.《周培源先生》，《宗師巨匠 表率楷?！返?27頁，學苑出版社2002年版。
19.奚學瑤《科學與民主的時代跫音》，《甘肅社會科學》 2002年第5期。
20.《甘肅社會科學》 2002年第5期。
21.奚學瑤《科學與民主的時代跫音》，《甘肅社會科學》 2002年第5期。（岳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