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王天松先生編撰的《褚輔成慧僧先生年譜長編》,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出與天松先生初次相識的情景:2004年,我從北京大學調入九三學社中央后不久,與我?guī)缀跬g的天松先生送我1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嘉興市文史資料第三輯《褚輔成專輯》,并簡要介紹了他對褚輔成先生研究的近況,使我對九三學社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褚輔成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理解?,F在回憶起來,當時印象較深的主要有褚輔成先生挺身救援韓國金九先生、與黃炎培先生等訪問延安、“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的名言以及逝世前10日口授的遺囑:“余早讀儒書,志存報國,五十年來,無敢間息。……始終以法自持,以廉自勵,以惠養(yǎng)民,以誠待友,嫉惡黜貪,無間親仇?,F當國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勢所趨,非真正民主,實施憲法,無以救國。所期愛國之士,至誠團結,共圖國是,永奠邦基……”天松先生當時還告訴我,他一直在堅持不懈地搜集一切有關褚輔成先生的資料,為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做充分準備。交談中,天松先生表現出濃厚的歷史研究興趣和深厚的歷史研究底蘊,使我這個當時已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和工作了20多年的“科班出身者”非常興奮并肅然起敬,感到遇到了學術知己,契合了我的歷史研究情結,也打開了我專業(yè)上的話匣子,一時大有相遇恨晚之憾。就這樣,天松先生與我一見如故,后來的聯系自然比較密切。尤其是九三學社中央正式啟動“社史工程”后,褚輔成先生被列為“九三人物系列叢書”的首批傳主,天松先生作為任務承擔者,而我作為“叢書”的具體服務者,當然免不了經常麻煩和請教天松先生,因此我們倆的聯系更加密切。
認真拜讀《年譜長編》后,我確實產生了不少感想和聯想,也得到了許多啟示和體悟。若要全部寫出,恐怕會像梁啟超先生為蔣方震先生《歐洲文藝復興史》作序,一寫數萬言,序文變?yōu)閷V肚宕鷮W術概論》;或像唐德剛先生為胡適先生《胡適口述自傳》作序,“一寫就陰錯陽差,糊里糊涂地寫了十余萬言”,序文變?yōu)閷V逗m雜憶》。這樣則有違天松先生分派給我寫序任務的初衷,根本無法印在《年譜長編》書前作序。所以限于特定場合與序文篇幅,僅提出三點感悟與大家共勉:
1、日積月累,有志事成。天松先生為褚輔成先生撰寫《年譜》的想法產生于1991年《褚輔成專輯》出版后,但因褚輔成先生一生未記日記,未出文集,也未寫回憶錄,所有史料都散見于各種書籍、報刊和檔案中,所以收集起來難度很大。正如天松先生所說:“這多半也是因為褚輔成的個性所致,因為褚先生不像其他名人,在生前已經出版了個人文集、日記、回憶錄等著作,他生前什么文集都沒有出版過,所以全要靠后人再把他公開發(fā)表的東西匯攏來。”天松先生近20年來利用一切機會堅持不懈地收集褚輔成先生的史料,先后去過上海、重慶、南京、北京、天津和浙江檔案館、圖書館、浙江麗水市黨史辦等查閱資料,分別購買了有關褚輔成先生史料的書籍、雜志300余冊,詳細查閱了上?!渡陥蟆?,武漢、重慶《新華日報》,部分上海、湖南《大公報》、上?!睹駠請蟆?、《新聞報》、《時報》等,還自費復印了大量有關褚輔成先生的史料,也登門采訪過曾與褚輔成先生合作共事的駱耕漠先生等。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2008年4月,我正在貴州為拍攝社史專題片進行實地采訪,天松先生通過電話和短信兩種方式,托我在一個地方歷史博物館里查找一張褚輔成先生的珍貴照片。天松先生提供給我的出處之具體與詳細,使我真正體會到天松先生“大海撈針”的不懈努力和出色能力。經過近20年的日積月累,天松先生收集的史料日趨豐富,為編撰《年譜長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天松先生在編撰過程中又很好地注意了慎選史料、注重原始文獻的引用、爬梳出主要史料合理運用和“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后漢書.耿弇傳》載:“有志者事竟成也。”
天松先生正是依靠多年不曾改變的恒志,并付諸多年執(zhí)著不懈的努力,在通向“事成”的崎嶇山路上不畏勞苦,不怕困難,不斷跋涉,不懈攀登,終于編撰出了值得稱道的《年譜長編》。
2、專心一志,學有專攻。天松先生于2006年8月開始動筆編撰《年譜長編》,據天松先生說:“四年中,幾乎將所有的業(yè)余時間全都放在了《年譜》的編撰上。”天松先生這種專心一志、學有專攻的精神,既是天松先生編撰《年譜長編》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應恪守的重要準則。有些前賢很明白和重視專心一志、學有專攻的道理,如孔子通今博古,知識淵博,但當學生問他種田種花種菜的學問時,他如實回答:“吾不如老農”、“ 吾不如老圃”;荀子在《勸學》中說:“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韓愈在《師說》中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如是而已。”法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一位好的經濟史學家不可能同時又是經濟學家。同樣,經濟學家同時兼顧歷史事實的又實屬罕見。”布羅代爾當時主要是嘲諷法國主流經濟學家自以為是而罔顧經濟史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丁肇中先生訪問中山大學時,面對記者最多的回答就是“不知道”,因為“這15年來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在宇宙間尋找反物質”。他說自己100%的時間都在實驗室度過,跟他一起工作的有600多位教授。但今天有人卻不明白或不重視專心一志、學有專攻的道理,他們隨著職務的晉升、權力的擴大和名聲的提高,往往被很多未必善意的阿諛奉承包圍,人性的弱點得以最大化,自以為真理在握,能力超強,知識淵博,無所不懂,即使在自己很少學習和研究的領域中也敢充當專家或權威,到處發(fā)表“高見”,頗有“無知者無畏”之勇,而自己的工作或研究優(yōu)勢倒相形見絀,顯得學無所長。實際上隨著職務的晉升、權力的擴大和名聲的提高,絕大多數人送往迎來的應酬活動會增加很多,浪費在空話套話上的聽說讀寫時間也會增加很多,所以在許多方面,他們的能力會降低而知識也會減少。我近年來從學者轉型為公務員后就有切身體會,盡管自己職務不斷晉升,但在許多方面,我的能力是在降低而知識也在減少。如果有朝一日,有人說我能力超強,知識淵博,除了不太懂自己長期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外,其它什么都懂,甚至不乏“高見”,那我真會尷尬得無地自容。
3、嚴謹求真,實事求是。天松先生在編撰《年譜長編》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嚴謹求真,實事求是。天松先生說:“要讓人們了解知曉這樣一位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首先要有較詳實的史料,讓事實說話。所以就是《專輯》出版發(fā)行后,我們對褚老的史料征集還是繼續(xù)不松,哪怕是點滴新發(fā)現都不放過。”天松先生還令人信服地糾正了某些流傳已久的錯誤:“比如有一種觀點認為褚輔成是反對孫中山的,但我們從文稿中可以看出,他其實是極力維護孫中山先生的。還有,褚輔成和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比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關系都很密切,他的好多政見在當時的大環(huán)境中,都是與時代合拍的。褚輔成其實是一位不計黨派利益,重國家利益的人。”“當然,褚輔成先生的觀點也可能不全部對,但是,正因為當時走在時代前列的一大批先驅者和先行者的許多正確的意見匯合在一起,才真正推動了歷史的發(fā)展。”在我看來,求是確實非常重要,所以我很欣賞竺可楨先生說的“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但“是非”具有時空局限,常會見仁見智,有時需要請“旁觀者”或留給后人評判。而且求是一定要在實事或求真的基礎上,所以對學者特別是歷史學者而言,搞清真假的求真往往比明辨是非的求是更為基礎,一般也更為優(yōu)先。千萬別像金克木和楊絳兩位智慧老人幾乎不約而同說的那句帶有某種哲理的話:“歷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而小說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其中當然具有調侃意味,但也無疑是對某些所謂歷史學者的極大諷刺和嚴厲批評。在當今社會,為了某種利益需要而造假歷史的現象并不罕見,確實需要大力強調嚴謹求真,實事求是。同時我很懷疑,在目前這種許多人爭相回避和遺忘歷史的大背景下,那些為了某種利益需要而造假歷史者,究竟是否知道齊太史秉筆直書和古之良史董狐的事跡?在利害、是非和真假的關系上,是否可以這樣概括:是非比利害更為重要,真假比是非更為基礎。
總之,《年譜長編》是一部很有學術份量的歷史研究成果,也會產生很好的社會效益,我謹向各位讀者鄭重推薦。同時,天松先生在褚輔成先生研究領域經過20年的努力耕耘,目前已堪稱褚輔成先生研究領域的權威專家。我十分期盼天松先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盡早拿出具有更高學術水平的專著《褚輔成先生研究》來。(岳慶平,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