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是九三學社的發(fā)祥地。雅園、中蘇文化協(xié)會、重慶自來水廠、兩路口新村5號、都郵街廣東酒家、青年大廈……，一一見證了這一輝煌史實。九三前輩為什么會選擇在這些地方座談、開展活動，就此，筆者探詢了許德珩許老之女許鹿希女士、之孫許進先生和抗戰(zhàn)時期《新民報》記者楊鐘岫等有關人士，并多方查閱資料，作了一些考證。
雅 園
1944年底，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大西南發(fā)動進攻，兵鋒直指貴州獨山，陪都震動。據(jù)許老回憶，出于“對時局極感焦慮”，“梁希、潘菽、稅西恒、黃國璋、張西曼、張雪巖、何魯、涂長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愛人勞君展同志座談時局”。許老這時的家就是“雅園”。
1938年10月，日寇攻占武漢，許老一家遷重慶，租國府路一處房子，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中統(tǒng))副局長徐恩曾為鄰。徐的老婆費俠是中共變節(jié)分子，雖沒有加入中統(tǒng)，但為中統(tǒng)做事，是事實上的中統(tǒng)特務。她常常以串門為名，到許家打探情報。1940年9 月，日機轟炸重慶，這間房連中數(shù)彈，夷為大坑，書籍家什俱毀。許家遂暫住南開中學（位于現(xiàn)重慶沙坪壩區(qū)）一華僑老師處，10多天后遷居雅園。
雅稚合一詞，雅致、超凡脫俗之意。雅園原名“稚園”，改雅園，一說重慶本地人發(fā)zhi音不太順口，便改稱ya園；另一說是認識“稚”字的人不多，多數(shù)人誤讀為“雅”，以訛傳訛，久而久之，雖然大門上寫為“稚園”，但鄰居，送郵件、送水的，以及小販等，都稱之為“雅園”。雅園位于重慶第七區(qū)下羅家灣、棗子嵐埡（現(xiàn)屬渝中區(qū)轄區(qū)），處半山腰、依山而建，出門要上坡或下坡500米左右才能到馬路。房子為門板結構兩層樓，是國民參政員、國民黨重慶黨部委員、四川人龍文治的房產，一半租給國民參政員、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廣東人陳逸云。陳是獨身，與母親同住。作為二房東，她將房子一部分租給了許家。房子一層住龍家、陳家，二層為龍家、許家。許家四口（許老、勞君展、女鹿希、兒中明）住二樓前半部，面積共計30多平方米，用木板隔成前后兩半，前面作書房，后面作臥室。廚房、廁所都在樓外。租金隨物價上漲而漲，是當時許家一筆非常大的開支。抗戰(zhàn)勝利后，1945年9月，許家遷住上清寺特園。1946年10月31日，許老攜鹿希、中明遷北平，而勞君展則到九龍坡女子師范學院任院長。
許老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進步民主人士，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當時社會各界，特別是文化科技教育界具有較大影響力。在大敵當前、國內政治走向不明了的情況下，一些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熱情，追求“民主與科學”理念的社會知識精英，很自然地匯聚在他的周圍，組成了民主科學座談會，在“雅園”共商國是。
以后雖然地點不同，但每次座談大多要聚餐。據(jù)許進回憶，祖父曾講，聚餐是學習上世紀30年代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徐冰的工作方法，他在許老家采用聚餐方式召集進步教授聚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特務橫行的情況下，聚餐比聚會風險小一些，有特務闖入，一桌飯菜可作掩護。同時，重慶城區(qū)面積太大，大家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活動一次，需要大半天時間，聚餐是免不了。
現(xiàn)在，“雅園”舊居已不復存在。
中蘇文化協(xié)會
據(jù)許德珩許老回憶，他與梁希等人“座談時局，間或也在中蘇文化協(xié)會張西曼同志處座談。”
中蘇文化協(xié)會1935年5月由張西曼、徐悲鴻、張仲鈞（張西曼兄）和部分文化界人士在南京發(fā)起，于10月25日正式成立，推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孫科為會長，蔡元培、于右任、陳立夫等為名譽會長，徐悲鴻、張沖等15人為理事，張西曼為常務理事。
1937年12月1日，中蘇文化協(xié)會遷重慶，著名民主人士、“民主之家”——特園主人、重慶面粉廠老板鮮英（號特生）借給該處房產作為辦公點。該房是一座中西合壁的磚木結構建筑，分主房和偏房兩部分。主房坐西向東，地基較高，有一樓一底。樓上設《中蘇文化雜志》編輯部、會議室、秘書處、編譯委員會等。樓下隔三大間，兩間作展室，另一大間作圖書館。靠右邊有兩間房是協(xié)會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管理的兒童之家。左邊用石頭砌了臺基，搭一竹木大棚，由一上海商人開了一家西餐店，供應簡單西餐。偏房坐北向南，二樓一底。
在這里，作為常務理事的張西曼與先后擔任中蘇文化協(xié)會總干事的王昆侖、屈武、劉仲容等人密切合作，利用該會辦公點積極聯(lián)絡國民黨上層人士，為進步人士活動提供方便，是中共南方局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團結社會各界人士積極抗戰(zhàn)的重要場所，周恩來、董必武，以及郭沫若、田漢、葛一虹、吳克堅、張申府、沈鈞儒、張友漁、潘梓年等經常到這里開展、參加活動。1945年9月1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陪同下，應邀參加了中蘇文化協(xié)會舉行的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大會，受到文化界及其他各方面人士的熱烈歡迎。宋慶齡、馮玉祥、孫科、邵力子等數(shù)百人出席了大會。
由于中蘇文化協(xié)會的常務理事張西曼是座談會的主要成員之一，抗戰(zhàn)后期，九三前輩們有時選擇在這里聚會座談，討論時局。據(jù)稅西恒稅老學生、原九三學社貴州省委委員孫恭順介紹，他曾聽稅老回憶：“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午，西恒師在重慶黃家埡口中蘇文化協(xié)會餐廳設宴招待（座談會同仁）……褚輔成說：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為了紀念這個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談會，當時大家一致贊成。”1946年1月8號（《新華日報》1月9日消息），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西曼召集何魯、劉及辰、潘菽、吳藻溪等20余人，召開九三座談會，決定籌組九三學社。
1945年，中蘇文化協(xié)會復員南京?，F(xiàn)舊址位于渝中區(qū)中山一路162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qū)機關營房一部分，是重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重慶自來水廠、兩路口新村5號
據(jù)潘菽回憶，九三前輩座談地點有一段時間在“重慶市自來水公司。”稅鴻先（稅西恒女兒）也回憶，“座談有時在自來水廠，但主要在我家里。”毫無疑問，這兩個地點與稅西恒都有關系。
1927年春，重慶商埠督辦公署（1921年四川軍閥劉湘設置）成立重慶自來水廠籌備處，設址打槍壩。打槍壩位于通遠門附近，處城區(qū)制高點，上部平坦寬敞，清代曾設駐軍炮臺，官兵在此演練射擊，故得此名。在籌備處，稅西恒先后任工務組組長、總工程師，負責水廠施工建設。1932年2月28日，水廠建成并向城區(qū)供水。
水廠在蓄水池旁建有一幢木結構二層小樓，對外與周邊環(huán)境合稱“小院”，分配給水廠管理人員居?。ㄒ话銌T工另住鼓樓街）。小樓上下各住3家，每家占3、5個房間不等。稅西恒侄兒稅述之（早期九三學社社員，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學社重慶分社成立時，是15人理監(jiān)事之一，時任水廠技術人員）、外侄羅伯昌住二樓。稅西恒在這里沒有分房，借住二樓。
小院比較僻靜。稅西恒加入座談會后，九三學社前輩的座談有時改在這里。由于物質匱乏，作為水廠股東之一，稅西恒經濟相對寬裕，且水廠還有專門廚師、餐廳，所以他為座談聚餐提供了必要條件。但這里不太寬敞，且鄰居雜處，經常聚會也不太安全，抗戰(zhàn)勝利后，座談改在兩路口新村5號。
據(jù)稅鴻先回憶，兩路口新村有6幢高級住宅，其中1幢由她父親在抗戰(zhàn)初期設計并建成，共三層，木石磚混結構。一樓4間房，有大客廳、大餐廳，二、三樓各3間房，每層有獨立衛(wèi)生間，進門是一個小花園，二層大陽臺設石頭柱，整體頗具歐陸風格。房子建成不久，墻體被日機炸出一個大洞，她就和母親避亂成都，并在成都讀書。房子租給荷蘭駐華大使館。使館人多，便在房后建了一幢二層小樓?？箲?zhàn)勝利后，荷蘭大使館遷南京。她和父母遷回主樓居住，請了2個保姆、1個男工，住后樓。
除稅家，其他5幢居住著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社會名流。各家以高墻隔開，平時大門緊閉。座談聚餐都在稅家一樓，非常安全、方便。
解放初期，稅西恒與家人遷住重慶村，1957年遷小院。上世紀80、90年代，小院、稅宅拆遷改造，分別變身水廠職工宿舍和重慶太極大廈，留打槍壩水塔、相鄰宋慶齡故居，現(xiàn)同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
孫恭順回憶，他還曾聽稅老提起：“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當日上午一早，座談會的人士就去川康興業(yè)公司聚會歡慶，到會共十一人。”川康興業(yè)公司全稱為川康興業(yè)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2年3月，系官商合資企業(yè)?？偣驹O在重慶，地點距中蘇文化協(xié)會不到一公里的枇杷山公園旁，靠長江邊的現(xiàn)重慶文物考古所附近，在川康兩省和全國部分重要城市設有分公司或辦事處，稅老時任公司技術室主任?，F(xiàn)公司舊址已不復存在。
廣東酒家
據(jù)謝立惠回憶：“由于談的話題多與時局、政治有關，為了安全和方便，聚會地點有時也放到督郵街（作者注：應為都郵街）廣東酒家……”據(jù)楊鐘岫介紹，彼時，重慶有兩家廣東酒家，都郵街廣東酒家在現(xiàn)在的八一路，七星崗廣東酒家緊靠通遠門老城墻，與中蘇文化協(xié)會相隔不遠。
說起都郵街，除了一些老重慶，現(xiàn)在很多重慶人都不知道曾經有這么一個地方。但要說到解放碑，但凡到過重慶的人，都知道這是重慶最繁華之所在。
而今解放碑所處的位置，就是明清時期地方政府駐地——“督郵街”，當時并不繁華，周圍聚居達官貴胄。街較長，有上下之分，分段名小什字、龍王廟、靴子街、木牌坊、小梁子、會仙橋、都郵街、關帝街、魚市街。1939年拓寬改造后，一半名民族路，一半名民權路。1941年12月20日，都郵街十字路口建起一座木質堡壘，名“精神堡壘”，以示全民抗日救亡之決心。以后木壘遭日機空襲損毀，但其已成為抗日之象征，其地成為市民集會之場所、陪都第一繁華大街。據(jù)著名記者、散文家程大千先生在《督郵街》一文中寫道：抗戰(zhàn)司令臺下的吸煙室，東亞燈塔中的俱樂部，皮鞋的運動場，時裝的展覽會， 香水的流域，唇膏的吐納地，領帶的防線，襯衫的據(jù)點，綢緞呢絨之首府，參葺燕桂的不凍港，珠寶首飾的走廊地帶，點心的大本營，黃金的“十字街頭”……這就是督（筆者注：為都）郵街。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在“精神堡壘”舊址建起碑塔，名“抗戰(zhàn)勝利紀功碑”。1949年，重慶解放，更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從此，解放碑揚名中外，成為今天全國聞名的旅游景點和商業(yè)步行街。
廣東酒家是都郵街諸多餐館中的一個。因為地處繁華，雜三教九流，九三前輩們在這里邊吃邊座談，形同一般親友朋輩聚會，不易引起外界特別注意。
據(jù)楊鐘岫回憶，座談應在七星崗廣東酒家的次數(shù)多一些。此酒家原為抗戰(zhàn)初期來渝廣東人經營，后來幾經轉手。其規(guī)模比都郵街大，分上下兩層，下為堂座，上設雅座。在此座談就餐，非常雅靜。
解放初期，周恩來曾到都郵街廣東酒家就餐?，F(xiàn)這兩處酒家舊建已不復存在。當然，座談還有可能在其他酒店、酒家，但沒有出現(xiàn)在九三前輩的回憶中。
重慶青年大廈
重慶青年大廈是重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辦公地點，原址在重慶大梁子公園路（現(xiàn)新華路），毗連中央公園（現(xiàn)稱人民公園，公園內建有九三學社成立舊址紀念碑）。
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是具有基督教性質的社會服務團體，1844年由英國人喬治•威廉斯在倫敦創(chuàng)立，1885年從美國傳入中國。1921年5月4日，中國基督教徒劉子如（重慶巨商、慈善家、愛國開明人士）、寥煥庭、連雅各，以及美以美會（屬基督新教的衛(wèi)斯理宗）醫(yī)生馬嘉禮、加拿大寧明道等人在重慶華美藥房召開會議，籌備成立重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并租用陜西街萬壽宮石陽館為社址。1922年5月5日，重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正式成立，劉子如任會長兼總干事。1934年，改由黃次咸接任。
1933年，為擴大青年會的影響，劉子如自捐資金，同時，向社會人士募集，如劉湘、楊森、鄧蟾秋認捐近3萬元，建成青年大廈，內有圖書館、游泳池、健身房、演講廳、球場、寄讀宿舍、博文印字館，電影院（即“民眾電影院”）等設施。
青年會遷到這里后，先后開設幼稚園、國民小學、少年圖書館、暑期學校、英文夜校、兒童夏令營、少年銀行、無線電學校、國術班、舞蹈班，舉辦賑濟（災）會、講演會、體育運動會、衛(wèi)生運動會，開展以教育、科學、衛(wèi)生、國恥為主要內容的圖書、圖片展覽，放映“幻燈片”，開展抗日宣傳和服務活動，恢復和主辦“重慶紅十字會”。
由于青年會極富包容性，會所設施齊備、規(guī)模較大，青年大廈在重慶成為進步人士的活動場所、各種重要和大型會議的首選地。周恩來等多次到青年大廈開展活動，在其自備防空洞躲避空襲。馮玉祥、張之江等常住青年大廈，黃炎培、沈均儒等在青年大廈居住辦公。董必武、陶行知、宋慶齡、史良、章乃器、張瀾、羅隆基、馮友蘭等社會名流到青年大廈參加集會，即興演講。1945年5月1日，青年大廈因舉辦中國勞動協(xié)會理事長競選，在國內更是名噪一時。1946年1月29日，“陪都青年聯(lián)誼會”在青年大廈舉行成立大會，中共代表團吳玉章和各界知名人士沈鈞儒、李公樸等，以及會員百余人到會。1945年12月1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后，總部設在青年大廈。
1944年11月至1945年初，九三學社創(chuàng)始人許德珩、勞君展、稅西恒、潘菽、黃國璋等有時到重慶青年大廈座談，討論時局，發(fā)表政見。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青年大廈召開成立大會，到會50余人，公推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為主席團。大會發(fā)表了《九三學社緣起》、《成立宣言》和《對時局主張》等文件，選舉產生了理事會、監(jiān)事會。
解放后，青年大廈作為重慶勞保廠廠房。上世紀80年代末期，青年大廈拆除，舊址建起德藝大廈。“九三學社成立舊址紀念碑”建在離德藝大廈不到20米的人民公園內。（郭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