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即將迎來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紀念日。從本質(zhì)上說,五四運動是思想上的辛亥革命。紀念五四運動于國家、于青年的重要性在于繼承和發(fā)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五四精神。在國家危亡的關頭,五四青年挺身而出,大膽地沖破孔學儒教的束縛,率先點燃民主、科學之火,勇開思想解放的先河。我的祖父許德珩是當年那些熱血青年當中的一員。在與祖父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我曾經(jīng)千百次地聆聽他老人家講述五四運動的經(jīng)歷,曾經(jīng)有幸瞻仰過他五四運動戰(zhàn)友的風采。今天,我講述幾件關于祖父的故事,講述我心目當中的祖父。
一、祖父是位茍利國家,生死與之的人。
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學西齋宿舍的窗戶里仍跳躍著微弱的燭光。燭光下,祖父把他僅有的一床白色床單撕成一條一條的,用來書寫標語,為第二天的游行做準備。祖父告訴我,1916年3月,他的父親突然病故,他失去了生活來源,無法繼續(xù)在北大讀書。幸有蔡元培校長援之與手,給了他一份課余翻譯《蒙古史》的工作,每個月有十塊大洋的收入,他的學業(yè)才得以繼續(xù)。對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學來說,這十塊大洋僅夠他們應付一兩天的開銷,而對于祖父來說,這十塊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在校門外面簡陋的飯鋪里面與工人一起吃火燒、素面,每個月節(jié)省五塊大洋寄給他的母親。他告訴我,他只有一條床單,睡覺時一半用來鋪一半來鋪蓋。為了救國,他可以舍棄自己的一切。5月4日中午,全市三千余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大會宣讀了同學們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他在宣言中吶喊: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集會后,他們列隊來到東交民巷,準備向外國駐華使館遞交《陳詞》。但是,同學們被中外軍警阻擋在使館區(qū)以外,交涉了兩個多小時,仍無法進入。后來,大家推舉我祖父等四名學生作為代表向美國使館遞交了《陳詞》。面對中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土地的現(xiàn)實,同學們義憤填膺。大家決定到位于東單牌樓附近的交通總長曹汝林家找賣國賊算賬。來到曹宅,看到大門緊閉,一些同學搭人梯鉆窗進入曹宅。他們打開大門,同學們一擁而入。同學們看到曹宅奢華的陳設十分氣憤,用火柴點燃了曹汝林臥室的羅帳,趙家樓之火隨之熊熊燃起。不久,大批軍警蜂擁而至,同學們知道闖禍,紛紛逃離現(xiàn)場。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來,排隊一起走,這樣軍警也奈何他們不得。但是,當時秩序混亂,沒有人聽他的指揮。祖父與幾名走在后面的同學被軍警逮捕了。軍警把他與易克嶷同學分別被綁在一輛獨輪手推車的兩邊,將他們推到京師警察廳關押起來。祖父第一次被這樣非人地對待。他說在家鄉(xiāng)時,農(nóng)民把自己家里養(yǎng)的豬送到集市上去賣時,就是這樣推去的。他認為他們會被槍斃,于是相互鼓勵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五四運動成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對于五四運動的結果,祖父并不滿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說:這回運動,好時機,好事業(yè),未從根本上著手去做,致無多大的印象于社會,甚為咎心。個人的學識不足,修養(yǎng)不到,以后當拼命從此處下手。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博爾多斯號法國郵船,走上了勤工儉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道路。
祖父告訴我,五四運動時期,他負責編輯的《國民》雜志曾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了李澤彰同學所譯《共產(chǎn)黨宣言》。胡適先生看到后問李:“你快畢業(yè)了,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你將來還做不做事?”李聞聽后即停止發(fā)表《共產(chǎn)黨宣言》。1957年初夏的一個傍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涼,祖父老調(diào)重談,把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經(jīng)歷給大家又講述了一遍。這一次,我的姑父鄧稼先忍不住問他的岳父,您在蔡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讀完了北大,還有兩個月就畢業(yè)了。您這么干,就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嗎?祖父的答案脫口而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年后,鄧稼先受命擔任國家原子彈工程的理論部主任,獻身國防工業(yè),英年早逝。他無愧于五四精神。
二、祖父是位不唯上,不唯書的人。
祖父告訴我,在他接觸過的歷史人物當中,他十分敬佩孫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因為孫先生是永遠向前的人物;如果沒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針,就沒有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們是青年的表率。祖父十分景仰孫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地崇拜,敢于在孫先生面前發(fā)表不同的看法。1919年8月,他與張國燾、劉清揚、康白情等全國學聯(lián)的代表到孫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訪孫先生,不想門衛(wèi)對他們說,總統(tǒng)今天不會客。祖父對門衛(wèi)說,我們來拜訪革命的先行者,不是求見總統(tǒng)的。在客廳落座后,孫先生對于五四運動給予了肯定,他同時認為學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對付北京政府。他表示愿意向學生提供五百支槍,把學生武裝起來。我祖父大膽地頂撞了孫先生,他認為五四運動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國各界的群眾被學生發(fā)動起來了,而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的問題在于太倚重武裝斗爭,沒有充分地發(fā)動民眾。孫先生虛心地聽取了我祖父的大膽直言后表示希望與學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這次談話令我祖父對于孫先生更加敬佩。在后來的一次集會上,有學生當面批評孫先生領導的革命不算徹底,孫先生對此報以掌聲并懇切地說,我所領導的革命,倘早有你們這樣的同志參加,定能得到成功。
李大釗先生和陳獨秀先生被我祖父尊為五四青年的精神領袖。我祖父與陳先生之間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場誤會。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他聘請陳獨秀先生與李大釗先生來校任教。文學院長陳獨秀先生上任后開始整頓校風。他聽說我祖父的班上有人經(jīng)常曠課,由別人代為簽到,感到十分氣憤,決定給予處分。但是,他把應該受到處分的人誤記到我祖父、俞平伯和楊振聲三人身上。祖父告訴我,他這個窮學生,每天的課余時間里,不在教室看書就去圖書館看書,因為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燈照明,他怎么會曠課呢?所以,當有同學到圖書館告訴他,學校的布告欄有處分你的牌子時,祖父不相信這是真的,但是他還是跑到布告欄前面看個究竟。他看到了處分他們?nèi)说呐谱雍统蠲疾徽?,束手無策的俞平伯、楊振聲同學。祖父按捺不住地沖上去,把牌子從布告欄摘下來,摔到地上,處分牌被摔壞了。陳先生聽說處分牌被學生摘下來摔壞了,以為有人阻礙他整頓紀律,遂命人再掛一塊處分牌。祖父聽說后又跑到布告欄前,再次把牌子從布告欄摘下來,摔到地上。他氣憤地說,陳獨秀,你出來,老子跟你拼命。陳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掛處分牌。按照北大的校規(guī),學生連續(xù)三次受到處分就要被開除學籍。事情傳到蔡校長那里,他對陳先生說,這個學生敢于兩次摔壞處分牌,其中一定有原因,我們是否先調(diào)查一下再處分他。經(jīng)過調(diào)查,果然這三個學生是冤枉的,陳先生收回了成命。我相信,通過這件事,陳先生與我祖父這對性情剛烈的師生都從這件事情本身和蔡先生那里受到了教育。陳先生與我祖父在五四運動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19年10月,《國民》雜志社舉行集會歡送我祖父赴法勤工儉學。陳獨秀與李大釗先生蒞臨并發(fā)表講話。陳獨秀先生在講話中對于五四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三、祖父是一位優(yōu)秀的教師。
祖父最熱愛的職業(yè)是教書。三十年代初,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登記表》時,他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yè)”一欄填寫的是“勞動者教育”;在“將來終身維持生活之方法” 一欄他填寫的是“教書”。他總是對我說,既要教書,又要育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育人,他總是以他的氣概、精神來影響青年。1927年1月,經(jīng)蔡元培先生推薦,我祖父結束了七年的旅歐勤工儉學生活,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講授社會學和社會主義史。他的課程深受學生歡迎,聽課的學生越來越多。最后,學校將我祖父的課程安排在大禮堂講授。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與我祖父是留法勤工儉學時期的朋友,他聞知我祖父在中山大學任教,遂請我祖父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在上海、廣州發(fā)生國民黨右派和軍閥屠殺共產(chǎn)黨人的政變之后,武漢成為了唯一的革命中心。祖父經(jīng)香港來到武漢,繼續(xù)利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和武漢第四中山大學的講臺傳播社會主義知識。施復亮爺爺和夫人鐘復光是我祖父、祖母的摯友,我家的???。施奶奶當年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女學員,我曾多次聽她講述她們女生隊學員聽我祖父講課時的情形,她說,在操場上,你公公站在桌子上用洪亮的聲音給我們講新的社會理論,同學們都愛聽他講課。1931年初,祖父到北京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后,他經(jīng)常到北平的各個大學宣傳抗日救亡的思想并因此而被當局逮捕,經(jīng)宋慶齡、蔡元培等先生鼎力營救才得以被釋放。段君毅爺爺曾經(jīng)多次對我說,我們那個時候最愛聽你爺爺講演,因為他最敢講話,他的講演切中時弊,為青年人指引方向。在一二九的游行隊伍中,同學們看到我的祖父祖母走在他們的行列當中,令他們深受鼓舞。師生一起迎著軍警的大刀和高壓水龍頭昂首前進,身上的棉衣結了一層冰甲。在祖父去世前的那個春節(jié),一二九時期的北京大學學生朱穆之、劉導生、顧大椿三位代表三十六位同學將祝賀我祖父百齡壽誕的賀信送到他的身邊。他們在信中說:“在為中華民族求生圖存,坎坷救國的道路上,我們共同感受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影響與領導,同時也感受到您的教誨與支持。我們能夠或遲或早地跟著中國共產(chǎn)黨,沿著一條正確的方向,尋求救國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諦,而未后走上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各盡一份責任的道路上來,這與您還有其他幾位老師的教誨是分不開的。”
祖父以他的言行影響了幾代青年的成長。1948年夏,北京大學在民主廣場舉行畢業(yè)生典禮大會。胡適校長發(fā)表講話,他勸大家要多研究點問題、少談些主義,要自我奮斗,爭取做人上人。我祖父對同學們說:“你們走入社會后首先要深入到人民群眾中間去,多為人民辦實事,做好事。切不可做什么人上人,而應該立志做人中人。”一部分學生在祖父的影響下,先后參加了革命隊伍。三十多年后,師生們相聚,共同回憶起這段往事,學生請老師為他們題字,我祖父寫道“希望做社會主義的中堅分子,人民的勤務兵。”1979年4月,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前夕,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女老師帶著幾位學生到家中采訪我祖父。其中一位女學生跟我開玩笑說,我與你祖父是同學。我也開玩笑地向祖父報告說,這位同學說她是你的同學。祖父正在給大家講述五四運動當天的經(jīng)歷,聽到我的話以后,他很鄭重地說,我能夠有你們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學感到十分驕傲。一句玩笑話變成了祖父對于青年人的期望,令大家倍感肩負的責任重大,也可見青年人在他心中之重要。八十年代的一天,北京大學的學生找他探討人生觀問題。他講述了五四青年的精神和他對于人生觀的認識,勉勵同學們要腳踏實地的多學習一些知識,不可急功近利。談話結束后他為北京大學學生題寫了“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勵、奮斗終身”幾個字。這是他對學生的囑望,也是他一生的寫照。祖父對于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并不滿足,晚年,他躺在病床上對我說,公公的一生,愛國有心,但無成就。
1948年,祖父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上發(fā)表文章,紀念五四運動。他在文章中說:今日的中國青年,當然要并且已經(jīng)跨越五四前進一步。我們不要追趕時代,為時代遺棄,而要把握時代,創(chuàng)造時代。是這樣,今日紀念五四,才成為有意義的。1984年,我請在五四當天與我祖父同時被逮捕入獄的潘菽爺爺在我自制的五四運動六十五周年集郵紀念封上題詞,潘爺爺深情地寫到:人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一代有一代的機會。當前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一次最好的歷史機會,每個青年都要抓住這個大好機會有所作為,做出應有的貢獻。前輩們的囑托,殷殷切切,隨時激勵著我輩自強不息。在大浪淘沙的一百年中,很多青年曾投入到各個歷史時期的運動中并光耀一時。后來,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各種利益的影響、驅動變得不激進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只有那些視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高于自己生命的青年,才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祖父在大革命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以后曾經(jīng)多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共產(chǎn)黨在祖父八十九歲高齡時接受他成為一名黨員,是對他一生的追求的肯定。
北京大學是祖父迎接德先生、賽先生的地方,九三學社是祖父終身實踐民主與科學的地方,這兩個地方在他的心目中始終占有崇高的地位。在這兩個地方,祖父以他親身的經(jīng)歷,將五四青年對于民主科學思想的追求,對于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和把握時代、創(chuàng)造時代的精神傳給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無愧于母校對他的培養(yǎng)和教誨。五四精神將在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