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60年1月毛澤東與勞君展(左一)等在一起。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完成了萬里長征，到達延安。此前，中共中央發(fā)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一致抗日的主張。祖父許德珩看到以后很受鼓舞，馬上和祖母勞君展、張申府、劉清揚夫婦，楊秀峰、孫文淑夫婦，程希孟、彭道真夫婦以及徐冰、張友漁、馬敘倫、陳豹隱、潘懷素等知名教授不顧反動當局的禁令，冒著被解聘、被逮捕的危險，經常聚會，商討如何在北平各高等院校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不久后，“一二九”運動爆發(fā)了。在斗爭中，我祖父、祖母與在北平組織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共黨員徐冰、張曉梅夫婦之間的關系逐漸密切起來，并很快取得了彼此信任。當時，延安的情況十分困難。張聞天同志曾經多次致電共產國際催促他們立即撥付援助款項，他在電報中說:“你們多延遲一天，則紅軍凍死餓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1936年10月初，徐冰、張曉梅夫婦到我家做客。他們說，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延安的各種物資都非常短缺:干部指揮作戰(zhàn)時沒有表，生活狀況十分困難，冬天來了，大家腳上穿的還是草鞋。祖父、祖母聞聽后當即表示，他們要買一些物品“送給毛潤之”。說起來，祖父、祖母和毛澤東同志還是老相識，當年毛澤東同志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祖父是個窮學生。為了節(jié)省燈油和烤火的木炭，他終日在圖書館看書。那時，毛澤東曾經找他商討時事問題。我祖母與毛澤東同志是新民學會的同志，1920年我祖母從上海赴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等同志到碼頭送她們上船。徐冰說:最近有一輛卡車要去延安，你們要買東西就抓緊時間。徐冰夫婦走后，祖父、祖母決定拿出家里全部的積蓄，購買生活用品送到延安去。
為了避人耳目，由祖母與張曉梅到東安市場買了十幾塊懷表、三十多雙布鞋，聽說延安那邊食品供應緊張，祖母還特意買了一些便于儲藏、攜帶的火腿以及其他食品。東西買好后，交給張曉梅用一輛三輪車從東安市場直接運走了。分手時，張曉梅問祖母:是否需要毛澤東同志親筆寫個收條？祖母回答說:我們送給毛潤之的東西怎么能要收條呢？后來，祖父祖母曾經數次提到:我們微薄的工資儲蓄所買的那一點點物品，與張學良先生送給紅軍的數十萬元和一兩萬套棉衣、借給紅軍的六十萬元；與宋慶齡女士以中國紅十字會的名義為延安募集的大量藥品和醫(yī)療器械；與陳嘉庚先生向延安捐資捐物的義舉無法相提并論，微不足道。
毛澤東同志知道祖父祖母給他送東西是在1945年。那一年，毛澤東同志到重慶談判期間特意提出見我的祖父和祖母。故友相見，十分高興。毛主席對祖父說:記得當年我們在北大好像還有一個組織呢。祖父說:我們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毛主席又對我祖母說: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怎么會打仗呢？我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呀！閑談時祖母問毛澤東同志:“我們當年曾帶給你一些生活用品，你收到了嗎？”毛澤東同志的回答很風趣。記得小時候祖母給我講述起當時的情景，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回答說:“噢，那是你們送的呀？他們‘掐了’，我也‘掐了’。”我問祖母:“什么是‘掐了’？”祖母笑著說:“普通話的吃字在湖南話中念掐，掐了就是吃了。”我祖父、祖母向毛主席介紹了他們發(fā)起民主科學座談會的情況，毛主席鼓勵他們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數月后，九三學社正式成立了。
1983年，在毛澤東主席九十周年誕辰前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來到我家，他們拿出一封毛主席親筆信的復印件給祖父看，向祖父了解信中談到的大學教授向毛主席贈物的經過。看到這封寫于1936年11月2日的信的內容，祖父才知道當年毛主席在收到他們的禮物后曾寫信致謝。毛主席在信中說:“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斗，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看到這里祖父十分激動。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介紹說:他們發(fā)現這封信后，找到當年以教授身份在北平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張友漁同志，了解收信人是誰和毛主席寫這封信的背景情況。張老告訴他們，當年北平的進步教授當中健在的只有許德珩同志一人了，你們去問問許老吧。于是，他們找到我家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