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根據(jù)各民主黨派的要求,調派一批共產黨員到民主黨派市委機關工作。我原在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部任副部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把我調進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機關,一直工作到1961年上半年,調回到統(tǒng)戰(zhàn)部黨派處。我在九三學社市委近六年時間,先后擔任秘書處秘書、副處長、副秘書長和市委委員、常委。記得,我剛去九三學社時,統(tǒng)戰(zhàn)部黨派處有同志曾這樣對我說:“你是盧于道教授的學生,調你去九三學社工作。”而實際并非完全如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盧先生抗戰(zhàn)勝利前,就在重慶復旦大學任教,而我是抗戰(zhàn)勝利后1945年秋,才進復旦大學先修班讀書,結業(yè)以后直升法律系。我在復旦讀書近四年時間,與盧先生不在同一院系,對盧先生并不熟悉。對他有比較多的了解,是在我去九三學社以后。
盧先生是一位知名的腦神經專家。我剛到社市委工作時,統(tǒng)戰(zhàn)部黨派處就有同志告訴我,國內有兩位腦神經專家,南方的就是盧于道教授。盧先生1925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畢業(yè),考取浙江省公費赴美留學,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神經生理學,1930年獲解剖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畢業(yè)論文《美洲袋鼠前腦外部與內部結構》,曾在《美國比較神經學》雜志上發(fā)表,經導師推薦,得洛克菲勒基金會2萬美元獎金,赴歐洲參觀學習?;貒螅谀暇┤沃醒氪髮W醫(yī)學院副教授,主講《解剖學》,寫就國內第一本《神經解剖學》教材。次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從事人腦的顯微研究,撰寫了題為《中國人之大腦皮層》英文專論,發(fā)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論文叢刊上,駁斥國外污蔑“中國人種低劣”的謬論??梢?,盧先生不僅是一位熱愛科學的優(yōu)秀博士畢業(yè)生,更是一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盧先生隨中央研究院內遷,先在貴陽,任湘雅醫(yī)學院神經解剖學教授。后到重慶,任中國科學社生物所及復旦大學生物系教授。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體》、《科學概念》、《腦的進化》等。1931年,中國科學社負責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會秘書長任鴻雋到重慶,盧先生受他的委托,擔任中國科學社代理總干事,負責在后方開展科學社的活動,參加與世界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有聯(lián)系的進步團體、中國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箲?zhàn)勝利后,盧先生仍在復旦大學任教,兼任中國科學社總干事。1946年夏,盧先生隨復旦大學遷回上海,繼續(xù)擔任復旦生物系教授和中國科學社總干事,并參加高等教育界聯(lián)合會和上海市科學技術協(xié)會的活動,投入反內戰(zhàn)、反迫害等斗爭。1948年10月,中共地下黨市委派李正文同志動員盧先生與張志讓、陳望道教授一起,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途經香港轉華北解放區(qū),在石家莊受到周恩來同志接見。毛主席也在駐地接見了盧先生等一行,并共進晚餐。
北平解放后,盧先生參加了由郭沫若率領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赴捷克布拉格參加會議?;貒?,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會議。人們把盧先生這次毅然離開家庭和他熱愛的科學事業(yè),比喻為“脫下皮鞋穿草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新中國成立后,盧先生仍回復旦大學任教,并擔任理學院長。這時,他在教學和科研的指導思想上有所改變,開始學習運用辯證唯物論,進行腦神經生理學的教學和科研,并對針刺麻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辯證法》、《西洋哲學史》等。中國科學社于1950年結束,他當選上??茖W普及協(xié)會主席。1959年科聯(lián)、科普合并為科協(xié),他當選為上??茀f(xié)副主席。據(jù)我所知,盧先生長期在復旦大學任生物系教授,并與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所有工作上的聯(lián)系。雖然,盧先生社會職務比較多,如九三學社市委主委,市政協(xié)、科協(xié)副主席等等,實際上他并沒有脫離教學和科研工作,始終都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學家。
盧先生擔任九三學社主委,是科學家辦黨。這話也是統(tǒng)戰(zhàn)部黨派處同志說的。盧先生是九三學社的創(chuàng)始人,他熱愛九三學社。1944年底,部分重慶文教、科技界人士許德珩、潘菽、褚輔成等,為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次年九月,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與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改名為“九三座談會”。盧先生自始至終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活動??箲?zhàn)勝利后,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鼓勵許德珩等建立政黨。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談會”改名為“九三學社”。同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召開成立大會,盧先生當選為監(jiān)事,后任常務監(jiān)事。1951年11月,盧先生當選為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三屆理事會主任委員。其后,他連任九三學社上海分社和上海市委員會第四至第十屆主任委員,他還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和副主席。為什么盧先生擔任九三學社主任委員,人們會說他是科學家辦黨呢?當時,說這話的同志這樣解釋:“九三學社自然科學家比較多,盧于道教授也是自然科學家,九三學社的工作計劃‘實事求是,一事一條,簡單扼要’。”我對“科學家辦黨”的理解是:盧先生領導九三學社,比較照顧科學家的特點:(1)他任主委不專職;(2)社市委機關有副主委、秘書長管;(3)部門、專門委員會有專家和專職干部管;(4)主委只抓總體的工作,每周六下午召開辦公會議。那時,社市委的任務是“參、代、監(jiān)、改”(即參加國家建設,參加對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協(xié)商和執(zhí)行;代表其成員和所聯(lián)系群眾的合法利益,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對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對其成員和所聯(lián)系群眾,通過學習和實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抓兩方面:一抓服務(即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抓學習(即學習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改造世界觀)。這兩方面要緊密結合,即服務與改造緊密結合,相互促進。
盧先生同共產黨的關系好,擁護黨的領導,貫徹黨的主張,做黨的摯友。早在抗戰(zhàn)勝利前,1944年,盧先生在重慶任中國科學社代理總干事時,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新華日報》社接見了盧先生,并告訴他:“你妹妹在延安很好,盧瓊英在政校學習,盧三英在魯藝學習。”抗戰(zhàn)勝利后,盧先生繼續(xù)在復旦任教,并兼任中國科學社總干事。除參加九三學社活動外,還積極投入反內戰(zhàn)、反迫害等斗爭。盧先生還積極支持復旦大學中共地下黨。在白色恐怖、情況緊急時,地下黨員楊師曾經常在他家住宿避難。他還安排地下黨員胡宣明,擔任中國科學社的干部。胡宣明經常在中國科學社進行黨組織的活動,科學社便成為中共地下組織活動的一個據(jù)點。這些都說明,盧先生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已經同共產黨建立了親密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擔任九三學社上海市委主委,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中共市委和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的各種會議上,他都能坦誠提出意見,對此,統(tǒng)戰(zhàn)部楊逸副處長給我舉過兩個例子:(1)在我到九三學社不久的一次黨派領導人座談會上,劉述周部長問各黨派,對統(tǒng)戰(zhàn)部派去的共產黨員有什么意見?盧先生說:“高飛話多了一些。”劉部長當即回應說:“話多好嗎?”其實,我在社市委機關任秘書,在辦公會議上作紀錄,不講話,只有一次會議行將結束時,我聽到王恒守教授講“青年教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把老教授當老虎打”這件事,由于沒有人提不同意見,我就說了幾句,大意是“牙齒和舌頭是很親近的,有時牙齒也會咬破舌頭”。我并沒有多說話,問題在于我講話時,盧先生已站起來,準備結束會議。(2)還有一次黨派領導人討論“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方針時,盧先生提到,高飛說過“要一輩子做九三學社的工作”,而自己卻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就這兩個例子而言,我認為盧先生對黨都說出了心里話。第一例,我不認為是對我的批評,而是老師對學生的關懷。第二例也不是對我的表揚,而是盧先生自我檢查。我認為,盧先生對共產黨相見以誠,心連心,是共產黨的真正摯友。(高飛 原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機關干部)